在中華文化沃土上汲取奮進的養分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結果。”中國式現代化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以鮮明的中國特色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鑄就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國共產黨人應在中華文化沃土上汲取奮進的養分。

文化，最初意義，文就是記錄表達，化就是分析理解，最早見于《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一旦轉化為物質力量，對個人乃至民族、國家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一個民族，物質上不能貧困，精神上也不能貧困，只有物質和精神都富有，才能自尊、自信、自強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兒女，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以文化人”“文以載道”作用，其所秉承的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就蘊含著深刻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一百多年前的“五四運動”，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促進了全國人民對改造中國的問題的反思和探索，也促進了新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新的文化創造與社會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所進行與開創的革命事業，不僅找到了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而且內在地運用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與文明智慧：一是彰顯復興家國天下的歷史擔當。從“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兼善天下”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無數中國共產黨人在血雨腥風，風雨如磐的故園，承家國情懷，懷民族悲情，前赴后繼，舍生取義，摒棄以往政治集團以自身利益為重的弊端，而將黨的利益與廣大民眾、民族利益融為一體，主動挑起歷史重擔，為公立黨，執政為民。

二是深懷為民愛民的至真情懷。“民惟邦本、政得其民”“以民為本”“利濟蒼生”，中國共產黨人內承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視人心向背，中國共產黨人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大靈魂（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群眾路線）和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都含有人民，都離不開人民。毛澤東同志曾深刻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鄧小平同志曾深情表白：“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質樸的語言，集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無比熱愛的偉大情懷。江澤民同志指出，發展必須相信和依靠人民。胡錦濤同志指出，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在新時代征程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三是追求理論聯系實際的務實作風。中國古人探求事物，窮究天理，向實踐取“真經”，比如“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復雜現實出發，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摒棄教條主義的束縛，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將革命重心從大城市轉向農村，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在改革開放時期，將階級斗爭為綱扭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創造性地運用了傳統文化的實事求是，因時而變等智慧。

四是形成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涵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等儒家思想，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但不故步自封，因循守舊，其在融合道家、法家、佛家思想中成其大者，這與其自身的包容性、內化性和開放性有著密切關系。中國共產黨人實施的對外開放，深化國際合作，其所蘊涵的思維方式、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既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又有鮮明的現實性。

五是厚植內省自警、察奸除弊的廉政底蘊。儒家文化認為，“政者，正也”，必須“以德治國”“選賢與能”，為官應當“崇公尚廉”“傲毅清廉”，中國共產黨人從中汲取反腐倡廉思想營養，在深入研究、思考、品味、自省中做到以史為鑒，讓崇德向善和遵規守紀相輔而行。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不忘全面從嚴治黨管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

當前，已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更加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源頭活水，更加需要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林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