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改是城市治理進程中的“法治試紙”

今年快70歲的徐步章，一大早又鉆進了深圳隆仁大廈里昏暗、潮熱的樓梯間，爬樓去往6層的辦公室。“三年了，大樓有電梯卻不讓我坐，實在吃不消。”17年前，徐步章與好友左健寧共同出資合建了這座樓房。如今，因為一部電梯，兩人對簿公堂。值得一說的是，這座合資建的大樓，現(xiàn)今已漲到近2.5億的市值。（11月27日 北京青年報）

一對漸行漸遠的好友，一個城市“舊改”的故事。老徐擔心的是，不僅是電梯沒法坐，更擔心老左作為此次“舊改”項目開發(fā)商的總經理，會不會“獨吞整棟樓”；老左郁悶的是，“電梯本身就是我去建的”，理論上說，“我也可以不給他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是農民的“小產權房”，隆仁大廈一直沒有產權證；但略顯蹊蹺的是，據(jù)說這棟大樓竟也冠冕堂皇登記了“產權資料”。

一部電梯引發(fā)的懸案，指向的是“城市更新”語境下公民的責權利關系。或者說，它是城鎮(zhèn)化進程中基層治理體系和能力的“高級測試”。“舊改”等城市更新，是國際上普遍存在的城市改造現(xiàn)象，通過必要的、有計劃的改建活動，對城市中個別衰落區(qū)域進行拆遷、改造和建設，提升城市能級，使之涅槃重生。不過，在各方利益復雜的糾葛下，“拆不動、賠不起、玩不轉”這三難，早已形象生動地說明了“舊改”的美味與艱辛。

比如深圳老徐與老左的紛爭，看起來是一部電梯的物權歸屬問題，說到底，其實是歷史背景下“小產權房”繞不開的現(xiàn)實癥結：比如，在沒有法定契約的背景下，產權關系究竟如何界定；又比如，如果利益方出現(xiàn)訴求糾紛，在彼此都沒有扎實證據(jù)鏈的情況下，“清官”如何斷好“家務事”；再比如，發(fā)達城市“小產權房”因“舊改”等因素而導致其增值能力暴漲，這個時候，現(xiàn)有法治體系如何保障其“法外”利益……這些問題如何不能及時厘清，要么戕害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要么會對類似問題形成“惡示范”效應。具體到事件中來，老徐舉報昔日好友曾任深圳市原龍崗鎮(zhèn)國土所副所長、現(xiàn)又位居“舊改”項目開發(fā)商的總經理，瓜田李下究竟有無嫌隙，這個問題恐怕既不能聽信傳言、亦不可自證清白，起碼有待紀檢監(jiān)察部門給個清楚的答案。

2021年各城“舊改”中的故事與事故并不少，根據(jù)七普數(shù)據(jù)顯示，2020 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為 63.89%。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我國城鎮(zhèn)化率必然還要顯著提高。“深圳老徐事件”的標桿意義，起碼在于兩個層面：第一，這是一線城市版圖擴張中高標的矛盾沖突，無論處理得當與否，其他城市“舊改”也容易依葫蘆畫瓢。第二，它直接拷問著城市治理進程中的法治水平和層級，如何調處矛盾、如何捍衛(wèi)底線，基層部門大可作為、也該作為，更重要的是，在糾紛和矛盾出現(xiàn)之前，必然還有更多柔性化解的彈性空間。當真有處說理，何必事事在法庭上“兵戎相見”？

“小產權房”確實是個歷史遺留問題，但是，既然有了物權法和民法典，遺留問題也得有個公正求解的坐標系。更重要的是，要想讓更多“老徐”與“老左”都滿意，在“舊改”的最后一公里，監(jiān)管必須到位、法治必須硬氣。（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