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與中國法治的砥礪與共進

11月15日，東盟10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15個亞太國家正式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這標志著當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航。RCEP自貿區的建成是我國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取得的重大進展，將為我國在新時期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巨大助力。簽署RCEP是我國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經濟社會生活的又一件大事，這既反映了我國融入國際經貿的巨大進步，也必將對我國推進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產生深遠影響。

我國簽署RCEP與加入WTO都經歷了馬拉松式的談判歷程，但我國加入二者的困難程度卻大相徑庭。加入WTO是我國的重要抉擇，但彼時我國的市場經濟尚不發達，國家的法治建設剛剛起步，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項巨大挑戰。為了加入WTO，我國在短時間內專門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律法規清理工作。我國簽署RCEP就顯得從容很多，加入WTO將近二十年的積淀與改革，使得我國經貿法律制度不斷與相關國際法律銜接與融合，國內營商環境日益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中國法治的砥礪奮進，使得加入RCEP水到渠成，我國也不會再次出現大規模法律法規立改廢的局面。巧合的是，RCEP簽署后的第二日，新中國首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召開，為我國建設更高水平法治中國發出動員令。法治中國將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為RCEP協定在中國的實施提供長期性的制度保障。

RCEP是區域自由貿易治理的新典范，其對中國法治高水平的建設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我國要始終秉承著國內改革與國際規制建設相對應的理念，為自身更順利地銜接RCEP規則奠定基礎。同時還要不斷加快改革相關領域管理制度，促使我國的制度實踐和全球通用規則接軌。

作為國際條約，RCEP協議在我國國內適用，需要進行國內法的轉化。我國應根據RCEP協定條款調整國內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管理措施。RCEP也要求我國政府在更廣泛領域統一開放國內市場，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限制，打造更高標準的一流營商環境，為企業和個人貿易提供更多支持。具體來說，隨著近兩年我國外商投資法、出口管制法、電子商務法等法律的出臺，著作權法、專利法等相關法律的修訂，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出臺的相關法律與RCEP的立法適配性程度較高，修改程度相對較小。而針對RCEP的修法工作將會集中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方面，包括貨物貿易方面的稅率調整、服務貿易方面的負面清單設立、投資方面的負面清單完善、還有自然人移動的開放（例如入境管理政策）等。一些重點領域可能需要比照RCEP提高標準，例如關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有關投資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配套立法工作也應當陸續展開。與RCEP相沖突的法律規范應當及時予以修訂。

RCEP內容豐富，包含大量規則，涵蓋了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方面面。我國政府還需通過多種渠道做好RCEP相關政策的權威解讀和公共宣傳，讓企業聽得懂、用得上，真正讓RCEP成為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有效助力，享受RCEP帶來的政策法律紅利。

如果說WTO是中國改革開放后融入世界經貿新秩序的1.0版本，那么RCEP可以說是中國努力構建多邊貿易體制的2.0版本。版本更新的不僅是協議的內容，更體現了中國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也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競合時代貢獻中國智慧的典范。

在全球貿易體制和各種區域貿易體制并存競合的時代，如何整合共同市場、維護國家和人類共同利益，體現著國家在全球經貿中的智慧。RCEP更像區域內經貿規則的“整合器”，將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全球經貿的規則制定權。RCEP簽署后，中國對外簽署的自貿協定達到19個、自貿伙伴達到26個，使我國向著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更進一步。

11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表示，中方將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在知識產權、數據流通、環保、國企改革以及工會等領域，中國都在不停地向CPTPP的標準靠近。從WTO到RCEP，再到未來可能加入的CPTPP，不變的核心是改革和開放。面臨未來的發展前景，中國除了貨物、服務、投資三大市場準入領域以外，還要在自貿區建設當中進一步加快新規則、新議題的談判，努力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制度性的“中國方案”。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