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表現、經濟增長動力與制度創新

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面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總結了今年經濟工作的經驗和成績，闡明了中央經濟工作的重大決策及指導思想。如何更好地深刻理解會議精神，在實際工作中把握貫徹好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光明網理論頻道特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曙光教授撰文，就宏觀經濟表現、經濟增長動力與制度創新進行解讀，以饗讀者。

一、對當前宏觀經濟走勢的基本判斷

最近，我國宏觀經濟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預計2016年全年可達到7%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這個增長速度低于過去幾十年的平均數，但是卻釋放了很多積極的、向好的信號。7%的增長速度，是在我國產業結構進行深刻調整、產能不斷壓縮、單位GDP能耗不斷下降、就業率目標完成的前提下獲得的，是非常不易的事情。我們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也從單純刺激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模式中解放出來，轉向關注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在轉換增長模式和產業升級方面做了很多文章。所以，從整個宏觀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對2017年的宏觀經濟持謹慎樂觀態度，中國宏觀經濟已經出現回暖的跡象，企業用電量開始回升，開工率開始回升，整個經濟景氣情況有所好轉，因此，我們要對未來經濟的基本面和長遠走勢有信心。

我國經濟自2013年起進入一個“轉換—調適—演進”的新階段，經濟學界稱之為“新常態”。轉型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即由原來在高速增長目標下形成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為低污染、低能耗、可持續的增長模式；調適主要是產業結構的調適，即隨著第三產業的發展和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調整，使產業結構內部進行升級；演進主要是經濟增長動力和源泉的演進，即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來拉動經濟，而非依賴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來拉動經濟，實現內生的基于創新的增長。在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產業結構調適和經濟增長動力演進的新常態下，經濟結構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的動蕩和適應是非常自然的反應，尤其是中國宏觀經濟進入了一個明顯的收緊的下行周期，在整個歷史階段，不應追求高增速，而應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追求產業結構的優化。所以增速下滑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好事，沒必要過于緊張，而要把精力用在制度創新和變革上，要著力轉換經濟增長的模式。

二、以供給側改革推動制度層面的創新和變革

最近理論界討論供給側改革比較多。我覺得，中國人的思維往往是辯證思維，供給和需求實際上是經濟發展的兩面，就好像人有正面，也一定有背面，供求不是割裂的。中國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和陽互為表里，構成一個世界。西方經濟學的思維一般來講是一分為二的，要講經濟就是供給或者需求，現在講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就一定要把供給和需求這兩方面要結合起來，不能單向思維，要合二為一。供與求是不能分割的，他們互相影響，互為表里，它們不是兩個東西，而是一個經濟體的兩面。供給受到需求的極大影響。在經濟學當中，如果一個社會沒有產生對某種產品的需求，供給側的創新是沒有動力的，供給也只是想象中的供給，而不能成為現實的供給。歷史上很多技術創新都是“胎死腹中”，沒有應用于實踐。但這并不意味著當時的技術創新沒有“創新性”。很多創新遠超于當時的年代，但是這個技術沒有被實際應用就死掉了，原因在于當時的社會還沒有對新技術產生大面積的真實需求。因此一定要把供給和需求結合起來看。現在中央一號召供給側改革，很多人就把需求忘掉了，他不知道需求是供給的另外一面，需求可以創造供給，可以刺激供給，使供給成為可能。

最近關于供給側改革有一些爭議。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初衷，不是僅僅從產業角度，調整一下產業結構，把原來重污染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壓縮一下，這么簡單；我們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利用結構性變革來推動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供給側就是企業，企業是供給的主體，假如供給側改革好了之后，整個的企業運行機制發生了變化，相應的，政府跟企業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將激發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革，倒逼經濟體制變革，最終中國經濟將會實現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所以說，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實際上最終指向經濟體制變革與創新，而不是純粹結構性的局部的改變。

很多深層次的問題，比如技術創新不行，產品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要，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技術創新問題；很多企業高污染、高投入、高能耗、低產出，表面上看這是產業結構問題，但是實質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體制問題，就是企業有沒有成為一個完全市場化的企業主體，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所以結構性改革的最后堡壘一定是經濟體制問題，這是毋庸置疑的。

三、辯證地處理好影響長期增長的幾大關系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的轉折期，在這個時期，要處理好幾個關系，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各有優勢，要按照十八大所說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讓政府在資源配置起到更好的作用。也就是說，要把政府當做政府，把市場當做市場。目前，我國某些領域存在市場化程度不足和某些領域的市場化過度的問題。因此，更要正本清源，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第二是處理好國企與民企的關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各自的定位，國企定位于戰略產業，而民營企業定位于競爭產業，要重視民企的平等地位與產權保護，要打破競爭領域的壟斷，降低準入，消除所有制歧視。最終實現國進民進，共贏共生，而不是此消彼長。

第三是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我國在改革開放后實施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使得經濟得以迅猛發展，但同時也帶來分配領域的不均衡。現在要公平和效率兼顧，既要防止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也要重視社會分配正義。

第四是處理好東部與西部的關系，實行動態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鼓勵東部向西部的資本轉移和人才轉移，區域之間建立戰略合作聯盟，實現跨區域的資源整合。打破諸侯割據，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消除人為的行政隔離

第五是處理好國內戰略與國際戰略的關系。一方面，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人民幣國際化等，實現中國企業走出去，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產業空心化。中國的國際化戰略要循序漸進，不能靠空想和激進。

【作者簡介】

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執行所長，主要關注經濟改革、國企改革、三農與扶貧領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