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零容忍”，讓騙子伸手必被捉

自今年4月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打擊整治網絡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專項行動以來，截至目前，全國公安機關網絡安全保衛部門累計查破刑事案件1200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300余人，繳獲信息290余億條。

繳獲290余億條個人信息，鏟除多少電信詐騙風險，為全國公安機關犁庭掃穴式專項打擊點贊。可見，監管部門多流一分汗水，電信詐騙就少一片土壤。電信詐騙犯罪手段不斷翻新，騙術“套路很深”，但我們也不是無可奈何、無所作為。落在個人層面，就是一個“防”字，提升防騙意識與技術，不給犯罪分子一絲機會；落在外部層面，就是一個“管”字，強化政府部門責任，讓騙子一伸手必被捉。河南一位縣公安干警稱，以他們破獲的電話詐騙案件來看，“騙子們流竄作案，哪里管得松了，就去哪里騙”（9月26日《新京報》）。這說明，地方政府部門管與不管、管得嚴與不嚴，情況大有不同，電信詐騙呈現地域化特點恐怕亦與此有關。

政府部門責任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政府部門在收集、使用、保管公民個人信息過程中，負有安保責任。隨著行政管理逐漸專門化、專業化，涉及收集公民個人信息的機會越來越多、領域越來越廣，包括人口普查、公安戶籍、民政婚姻、車輛管理、房產記錄、納稅信息、犯罪記錄、社會保障等等。此外，公共與準公共服務機構，如醫院、學校、銀行、保險等，也儲存了大量公民個人信息。在收集、使用、保管過程中，政府部門稍有疏忽，公民個人信息就可能“裸奔”（如遭受黑客攻擊），為電話詐騙大開方便之門。“徐玉玉案”中，犯罪嫌疑人就是攻擊了“山東省2016高考網上報名信息系統”，盜取包括徐玉玉在內的大量考生的報名信息。政府要保障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就是要筑牢“防火墻”，既防“內鬼”也防“外敵”。

二是政府部門對電信詐騙采取“零容忍”，對全鏈條實現無縫隙監管。在法律法規供給方面，如加快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明確公民個人信息的范圍，明確保護責任主體，制定相應的處罰與權利救濟措施；從刑事立法角度，參照金融詐騙、保險詐騙等模式將電信詐騙獨立成罪，確保罪責刑相適應；盡快出臺相應的電子證據相關細則，規范偵查、舉證活動；通過司法解釋、案例指導等形式，明確電信詐騙定罪量刑標準，消除法律適用的模糊地帶；對電信、金融行業進行立法規范，并明確監管機構責任……制度建設的防騙潛力巨大，如“個人通過銀行自助柜員機向非同名賬戶轉賬的，資金24小時后到賬”，就是放了一個降低受害人損失的“大招”。

在政府部門合作方面，第一維度是同一行政區域內不同行政部門之間的合作。目前，對電信詐騙的打擊，主要以公安機關為主，以公安機關一己之力，難以保障治理效率。電話詐騙涉及諸多領域、涉案鏈條長，電信、金融、互聯網等行政管理部門均有監管責任，需要在目標導向下，做到既分工又合作。去年6月，國務院批準建立了由23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足見部門之間合作共治之重要。第二個維度是跨地區合作。鑒于電信詐騙呈現作案地域分散化、國際化等特點，打擊電信詐騙需要不同地區乃至與國際力量通力合作。

制度為治理提供支撐，合作為治理帶來效率，態度至關重要。監管“零容忍”，電信詐騙就有可能少發案，乃至“零發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