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兒科看病難變成看病貴

【要想規避上述這些風險和副作用,更好地加強兒童醫療服務,除了提高兒醫收費標準,恐怕還需要進一步出臺更多更細化全面的制度支持】

近日,國家衛計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意見》提出,合理調整兒科醫療服務價格:對于兒童臨床診斷中有創活檢和探查、臨床手術治療等項目,收費標準要高于成人醫療服務收費標準,并按規定納入醫保支付范圍(5月19日《新京報》)。

在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的語境下,調整提高兒醫收費標準,確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現實針對性。因為,相比成人醫療,兒醫服務的成本和難度相對更高。這誠如有醫療專家指出的,“兒童臨床治療比較難,比如會出現兒童不配合的情況,需要幾個護士一起合作,就會提高人力成本”。因此,從醫療服務成本補償角度,按照“高成本—高收費”的一般經濟邏輯,確實有必要適當提高兒醫收費標準。

更重要的是,從我國兒醫現狀看,“提高兒醫收費”也有利于改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存在的兒醫短缺問題。如數據顯示:“我國每千名0歲至14歲兒童兒科執業醫師數為0.53人”,而在美國,這一比例為1.46。事實上正是囿于這種兒醫短缺,我國一直普遍存在十分突出的兒科看病難問題,如不久前就有媒體報道,全國多地醫院傳出“兒科停診限診”,許多孩子面臨“無醫可看”的窘境。而之所以會形成兒醫短缺局面,一個重要原因,正像此前曾有業內人士介紹的,“相比其他醫療科室,兒醫具有明顯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征”“兒科醫生收入不足醫生平均收入的一半”。

盡管如此,恐怕也要意識到,“提高兒醫收費”并非沒有值得人們擔憂的潛在風險和副作用。首先,在提高收費標準之后,新增的兒醫費用如何有效化解分擔,是否會增加兒童家長的負擔?關于這一點,盡管上述《意見》已明確,提高后的兒醫收費要“按規定納入醫保支付范圍”,但顯然不足以完全打消人們的疑慮。因為眾所周知,我國醫保的實際報銷比例并不高,“納入醫保支付范圍”實際上并不能完全化解患者的看病負擔,如原衛生部部長陳竺曾披露,“目前中國基本醫保實際報銷比例只有50%左右”。更何況,相比職工醫保,目前我國覆蓋未成年兒童的城鄉居民醫保事實上又是保障能力、報銷水平相對更弱更低的一種醫保。

再者,提高兒醫收費標準,固然有利于激勵兒醫供給、緩解兒醫短缺問題,但這種建立在高收費基礎上的激勵機制,是否會進一步加劇甚至惡化現行醫療體制中固有的逐利趨勢,在兒醫領域重演過度檢查、過度醫療等醫療痼疾?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國醫療體制的一個顯著特征正是公益性明顯不足,而主要是一種以賺錢盈利為能事的創收體制,正像原衛生部部長高強所直言:“醫院到現在還是一種功利創收的機制,完全靠醫療服務賣藥去掙錢的方式。”在這種醫療體制背景下,即便提高兒醫收費能徹底改變兒醫短缺局面,是否又會“按下葫蘆浮起瓢”導致兒醫從看病難走向看病貴?這不能不讓人心生疑慮。

因此,要想規避上述風險和副作用,更好地加強兒童醫療服務,除了提高兒醫收費標準,恐怕還需要進一步出臺更多更細化全面的配套制度支持。比如,在強調“納入醫保支付”的同時,還需進一步提升兒童醫保的保障能力和報銷水平,如除了居民醫保,不妨讓家長的職工醫保也能分擔部分兒童醫療費用；再如,為了激勵兒醫供給,除了提高兒醫收費,還應加大政府財政對兒醫的直接補貼力度,并加速推進以公益化為核心的公立醫院改革進程,弱化公立醫院兒醫對逐利創收機制的過度依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