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科提價”是不是改革必然選項

近日，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意見》提出，到2020年，每千名兒童床位數增加到2.2張，每千名兒童兒科執業（助理）醫師數達到0.69名。合理調整兒科醫療服務價格：對于兒童臨床診斷中有創活檢和探查、臨床手術治療等項目，收費標準要高于成人醫療服務收費標準，并按規定納入醫保支付范圍。

提高兒童手術收費標準應當聯動

譚浩俊

如果說看病難、看病貴是困擾廣大居民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的話，那兒童看病難、看病貴則是更加嚴重的問題。特別在少數大城市，兒童看病更成了家長最為頭疼、最為焦心的難題。因為，不僅有排不完的隊，還有交不完的費。也就是說，盡管看起來手術費標準等偏低，但家長實際需要支付的醫藥費一點也不少。

事實上，公眾并不反對提高兒童手術收費標準，目前的收費標準，確實偏低，也影響了執業人員的積極性，造成愿意從事兒童醫療的人員越來越少。但是，單純依靠提高兒童手術費標準，是否就能夠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呢？就能解決兒童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呢？顯然也是一廂情愿。要知道，兒童手術收費標準偏低，只是一個表象。對家長來說，兒童生病以后，只要到醫院看病，就會被醫生安排從事各種各樣的檢查，且都收費標準很高。加上目前兒童藥品價格也遠高于成人藥品，那么，綜合看病成本并不低。如果再提高手術收費標準，就等于加重兒童看病負擔，顯然是不合適的。

需要注意的是，兒童看病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醫生不愿從事兒童看病業務，是因為給成人看病不僅難度較小，而且待遇較高。更重要的，由于兒童看病風險也遠大于成人，醫生可能遇到的傷害也會更大。在這樣的情況下，醫生自然愿意選擇給成人看病，而不給兒童看病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從事兒童看病服務的醫務人員相對較少，兒科醫生的工作量也要遠大于給成人看病的醫生，且往往會因為兒童自己不會表達病情，需要花費的時間更多、精力更多。一名兒科醫生，每天的接診量可能是成人醫生的兩倍以上。但綜合收入卻遠低于給成人看病的醫生。如此一來，愿意從事兒童醫療事業的人也就越來越少了。有的醫院，就干脆取消了兒科。

提高兒童手術收費標準，以此來更好地體現醫生的勞動價值，確實是解決醫療機構內部不平衡的一種有效手段，也是鼓勵醫生從事兒童看病的一種有效方式。前提是，不能單向行動，而必須實現聯動。單純依靠提高手術收費標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兒童看病醫療資源缺乏的矛盾，也未必就能調動醫生給兒童看病的積極性。相反，會進一步加劇醫患矛盾，激化病人家屬與醫生的對立。一旦出現手術不成功等方面的問題時，兒童家長會更加對醫生、對醫院有意見，甚至爆發沖突。

在兒童看病問題上，一方面，需要通過提高收費標準、提高兒科醫生待遇來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鼓勵更多的醫生從事兒童看病工作，從而有效化解醫患矛盾；另一方面，也要進一步提高醫療服務水平，降低藥品價格，減少各種無謂的檢查，減輕兒童看病的負擔。同時，相關的醫療保障制度也要跟上，能夠不因為手術收費標準的提高而明顯加重兒童看病的負擔。尤其是藥品價格，不能明顯地違背價值規律。如某些兒童藥品，因為價格相對較低，被企業和醫院全部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成人藥品兒童化。再如某些檢查，完全可以避免，也因為醫生怕承擔責任或增加收入，隨意增加，等等。

尤其令家長擔心的是，由于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一些規模較小的醫院取消了兒科，壓力全部轉嫁到了大醫院或兒童專科醫院，也使得兒童看病的效率大大降低，醫生負擔過大，看病的質量大打折扣。所以，如果不綜合協調，聯動發展，提高兒童手術收費標準，是不可能解決兒童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

總之，解決兒童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還是要從源頭抓起，從優化兒童看病資源、增加兒科醫生、增添病床、降低藥品價格、提高服務水平等方面入手，該提高的手術收費標準要堅決提高，該降低的藥品價格也要堅決降低，該配備的兒童看病醫療資源也要堅決配備。只有這樣，兒童看病問題才能解決好，才可以有效減少這方面的醫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