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污染，政府如何防范環境風險

【環境風險演化成社會風險的關鍵原因在于公眾參與不足,這將嚴重影響政府環境治理行為的有效性】

據媒體近日報道,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搬遷新址后,493名學生先后被檢查出皮炎、血液指標異常等情況,個別學生查出患有淋巴癌等。而學校附近正在開挖的地塊上曾是三家化工廠,學生們的身體異常情況疑與化工廠“毒地”相關。4月18日,教育部表示,國家督學將牽頭赴當地進行專項督導。此外,還有環保組織欲對造成污染的化工廠發起公益訴訟。

目前,常州外國語學校受污染的具體情況尚未有官方的正式結論,但由此引發了人們對環境風險防控的深入思考。

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推進,中國也步入了環境風險高發時代,潛在的環境風險具有巨大的破壞力,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指出,“提高環境風險防控和突發環境事件應急能力,健全環境與健康調查、監測和風險評估制度”,這說明如何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有效的防控環境風險,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

環境風險可以分為突發環境風險與累積環境風險,前者指突發事故排放或物質泄漏造成污染物瞬時大量排放影響環境質量的行為；后者指人類開發活動中潛在的對人類健康生態環境具有長遠影響的危害行為。環境風險的特點決定了政府應當作為環境風險防控的關鍵主體。政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爆巨大的民意反彈,環境風險即可演化為系統性社會風險,其結果就是付出巨額的行政成本、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削弱政府的權威。在行政法治建設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應當建立環境風險防控的主體意識,以“舍我其誰”姿態將其貫徹于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

政府決策應充分考慮環境風險評估問題。環境風險必須做到“決策—行為—監督”全環節防控,方能奏效。我們發現,當前從中央到地方關于行政決策的立法文件或規范性文件中,行政決策甚少顧及環境風險防控問題,尤其是重大環境行政決策。有些決策事項,看起來并不直接涉及環境問題,但事實上與環境風險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比如制定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的重大措施；決定政府重大投資項目和重大國有資產處置；編制各類規劃,包括重要的區域規劃和專項規劃等。盡管在行政行為實施過程中,我們還可以通過環境影響評價等手段規避一些環境風險,但如果在決策階段就介入,會極大降低風險發生的幾率,也可以盡可能地降低行政成本,避免資源浪費。

政府決策應充分運用環境利益表達機制,盡可能多地聽取各方利益訴求,促進決策更為理性。我們認為,決策階段的環境利益表達將會最大程度地彌合分歧,降低風險發生幾率,促進政府形成最優決策方案。較之環境利益的事后表達,事前表達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從常州外國語學校“毒地”事件來看,在常州外國語學校搬遷的決策過程中,利益各方主體的表達有限,待學校建成開學,主要的利益主體家長方面在發現諸多環境問題后方才開始表達環境利益訴求,期間采取了各種激烈表達方式。這種環境問題的事后表達,通常發生于環境風險凸顯以后,極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也極大地損害了政府的權威。

環境風險演化成社會風險的關鍵原因在于公眾參與不足,這將嚴重影響政府環境治理行為的有效性。由于人類認知有限,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無可避免會應對環境發生風險的局面。當具有環境風險的項目影響到群眾的切身利益時,也就是環境風險有所顯現后,政府如果仍奉行“關門”的思維模式,動輒封鎖消息,無視公眾的利益訴求和參與愿望,缺乏相關的回應機制,那么政府漠視民意之后,可能會出現更大的民意反彈。當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權無法真正得到保障和滿足時,非制度化的抗議表達也就成了廣大公眾的自然選擇,環境風險就演化成了社會風險。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對于環境風險領域的問題,應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法定依據的要求,充分實現信息公開,開辟多種制度路徑促使公眾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