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不為”并非“疑難雜癥”

履行職責時得過且過、作風漂浮；為民辦事態度生硬、能快不快；監管時不敢擔當；推動改革缺乏開拓、創新、探索精神；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時回避矛盾、怕惹麻煩；與不良現象和錯誤行為斗爭時怕得罪人、視而不見；處置突發事件與緊急情況時推卸責任、能躲則躲等，最近被廣東省紀委列為十類“為官不為”的典型。

廣東省紀委官網還透露，2016年將以解決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問題為重點。

在任何朝代任何地方，都會有“為官不為”的問題；但當“為官不為”被列為重點解決的問題時，就說明它不是一般問題，而是嚴重問題了。

現在的“為官不為”到了要重點治理的程度，是因為一些官員難以做到“有利才為”。“為官不為”往往涉及官僚主義和懶政作風，“有利才為”則涉及權錢交易。反腐的威懾力阻嚇了部分給錢辦事的行賄者和“有利才為”的貪腐者，人們辦事前請客送禮給紅包的少了，辦成后答謝的也少了，沒有了“為即有利”的動力，一些官員開始消極怠工了。

在許多需要辦事的人看來，辦成才是頭等大事，哪怕為辦事“放點血”也值得。現在辦事的潛規則不暢，雖然減少了成本，但如果辦事被拖而不辦，貽誤了時機，降低了效率，造成的損失往往更大。所以那些要辦急事的人在遇到不作為和“慢動作”的官員而一籌莫展時，反而會懷念起“有利才為”的過去。

“無利不為”的“反腐副作用”，顯然是對反腐意義和成效的消解。而這個所謂的“反腐副作用”，表面上看是由反腐帶來的，但在本質上，它也是腐敗的變種。

因為無利而不作為，這一問題其實并非疑難雜癥，治療的難度不會比反貪反腐大——只要投訴管道暢通，接受投訴及時，懲罰處理夠狠，那些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的官員將很快改懶為勤。

許多官員最為畏懼的是“烏紗帽”被摘、仕途受到影響。如果建立公正客觀的成績評估機制，把作不作為和工作成績與提拔重用緊密掛鉤，那么“為官”還敢“不為”嗎？

廣東紀委準備在廣東省作風舉報網、效能投訴網廣泛受理群眾關于“為官不為”問題的舉報投訴，并在“南粵清風”網開辦《為官不為通報曝光臺》，每月通報曝光省和各地整治“為官不為”成果及典型案例……這一系列舉措如果落實到位不打折扣，就會成為一劑治療“為官不為”的“特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