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在喧囂悖論中經受陣痛

馬曉霖（博聯社總裁）

3月8日，外交部長王毅在人大會議期間舉行新聞發布會，就外交和熱點問題答中外記者問。19個問題數量之多為近年類似活動之最；不設禁區也不躲避尖銳問題，也相當罕見。這場打開窗戶說亮話的外交政策宣示精彩紛呈，立場無懈可擊。但是，問答間也折射出中國和平崛起和大國外交的現實困境，即在各種內外喧囂和悖論中經受陣痛與考驗。

“中國威脅”論與“弱國外交”論之困。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國力明顯提高，引起不少友邦驚詫，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流行于世，沸沸揚揚，全然無視中國東南海疆外國炮艦耀武揚威的現實。同時，部分國人頭腦發熱，以為中國已強大無比，不能總是交涉、譴責與抗議搞外交，而應訴諸炮艦外交。如何在這兩種對立論調中秉持中道不失自我，將決定中國外交的成敗與和平崛起的效果。

“國強必霸”論與“韜光養晦”論之困。西方現實主義和結構主義理論不僅操控著列強的國際關系視野，也指導著它們轉移權力的行為實踐。在它們看來，強國必霸，中國必戰。然而，短短60余年自主道路探索，38年改革開放發展，中國仍在大而不強的初級階段，部分國人也難以自持，主張徹底放棄“韜光養晦”這一外交基石。既要讓世界相信，中國不曾稱霸，反對稱霸，也永不稱霸，也要說服國人，即使強大如美國也要“韜晦”依舊，不能重蹈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覆轍，對中國外交與和平崛起而言，至關重要。

“另起爐灶”論與“投降主義”論之困。中國復興與發展，必然伴隨著對國際事務參與的程度加深和頻次加快，而壟斷國際政治、安全、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列強，既要求中國“蕭規曹隨”多做貢獻，又試圖減少決策權讓渡，還反誣中國試圖打破戰后既有秩序另起爐灶。同時，部分國人罔顧現實，以“投降主義”抨擊中國柔性外交，呼吁與美國爭雄并重構現有國際關系體系和力量格局。如何適應和改良既有國際規則和秩序，也決定著中國外交能否贏得內外理解，和平崛起能否趨利避害。

“新殖民主義”論與“撒錢外交”論之困。中國經濟發展已陷入新瓶頸，必須通過新一輪改革開放釋放空間和挖掘潛能，鼓勵資本、企業和國民走出國門，在全球化進程中尋找新商機，是突破方向之一。中國倡導共商、共建、共有和共享“一帶一路”發展愿景，某些外國政客和媒體將其抹黑為輸出“中國模式”，甚至喻之為“新殖民主義”。同時，部分國人一葉障目，把“海外中國”龐大利益存在與維護，指責為“撒錢外交”，制造了不少內部干擾。如何消除兩極噪音，讓“一帶一路”深入和深得人心，也是對中國外交與和平崛起的大考。

“大國責任”論與“小國寡民”論之困。獨行快，眾行遠，這是基本道理。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完全不靠外援而獨立存活與發展，國家窮富大小，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相互依存。當下中國面臨外部各種“免費搭車”和推卸國際責任的不公指責，部分國人又反對中國以平等互利互惠方式，向發展中伙伴提供援助，甚至忘記中國困難時刻領受“窮兄弟”的滴水之恩。頂住壓力承擔恰如其分的國際義務，宣教國民改變“小國寡民”和“小富即安”心態，是支撐中國外交與和平崛起軟實力的要務，必須知難而進。

“雙重標準”論與“國際規則”論。世界處于民族國家時代，沒有哪個國家是徹底利他主義的道德楷模，相反，個別大國到處推行利己主義的“雙重標準”和本國“例外論”，并試圖強加給中國。部分國人卻天真地視這種霸道邏輯為金科玉律，奉這種霸道方式為“國際規則”，對中國正當維權橫加指責，加劇中國外交與和平崛起的輿論困境。破解內外干擾和邏輯悖論，中國外交需要更多定力和坦然，也需要呈現更多國際博弈的真實圖景。

合格大國和強國必然是內保民權，外爭主權，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從兩個維度看都在學習和探索、嘗試。在此歷史進程中，中國外交必然身處風口浪尖，因為國力不足要靠外交轉圜，國家利益要靠外交呵護，國民境外風險要靠外交消解，國家地位和國民尊嚴最終也會體現在國際形象和國際話語權的建設與維護上。因此，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襟懷天下，是大國國民必須具備的歷史和全球視野，多一點這種視野，就多一份對中國外交的理解，多一份對和平崛起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