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更多“國家談判”惠及民生

國家衛生和計劃委員會主任李斌8日表示，國家衛計委正在采取“國家談判”等措施力爭降低專利藥、進口藥價格。針對“如何解決專利藥、進口藥價格昂貴，群眾用不起藥”的問題，國家衛計委選取了5個左右涉及癌癥治療及重大疾病治療的藥品作為談判試點，試點藥品都是價格是比較貴的專利藥、進口藥。通過談判，藥價降幅可達50％以上。

專利藥、進口藥太貴，加劇了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現象。尤其是面對一些能夠治療癌癥、白血病等大病的歐美專利藥，每盒藥達到數萬元的現實，壓垮了太多家庭，許多患者只能無奈選擇等死。即便是年收入幾十萬的中產階級家庭，也可能分分鐘消失在這些天價藥面前。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許多患者鋌而走險，走私一些專利意識淡漠的國家生產的仿制藥。而依據我國法律，這樣的行為觸犯了刑法。2014年，“抗癌藥代購第一人”陸勇被抓，導致上千名絕癥患者為其請愿，此事還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議論。這說明，專利藥、進口藥的“天價”，已經把國人逼到了犯法的地步。

此語境下，政府相關部門進行介入，想方設法降低相關藥品的價格在當下已成必須。而衛計委主任李斌透露的通過“國家談判”力爭降低專利藥、進口藥價格的消息，無疑給了許多重病患者以生活的希望與信心。

專利藥、進口藥之所以在我國出現“天價”，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國實行嚴格的專利保護政策，導致國內沒有類似的仿制藥；再者，在市場準入時，缺少必要的制約，也就是缺少國家在價格層面的談判，任由帶有壟斷性質的高價專利藥進入到我國市場，最后也導致價格居高不下。繼而，在專利進口藥的“天價”現實面前，我國絕大多數地方的醫保目錄，也是懼于將這些藥列入的。

重啟對專利藥、進口藥的“國家談判”，以市場許可換取藥品降價，是對進口藥品及其他商品實施價格管控的必要之舉，也會實現“多贏”。一方面，這能直接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的吃藥成本，降低他們的生活負擔以及因病返貧的速度或幾率，同時，無論是全國范圍內統籌的大病醫保，還是各地方列入醫保的藥品目錄，才會考慮把這些專利藥、進口藥列入，才能進一步提高整個社會的醫保福利。另一方面，只有價格降低了，進口藥、專利藥才可能迎來更多受眾，擁有更大市場。

“國家談判”是政府部門面對民生難題“該出手時要出手”的體現。通過“國家談判”降低一些進口藥品的價格，是政府責任之所在，是民眾和患者期盼之所在。而且，對于一些昂貴的專利藥，許多歐美國家也都是通過和跨國藥企進行“國家談判”的方式，壓低了價格。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國家的談判經驗，可以學習借鑒。

衛計委進行“國家談判”，是責任的歸位。而其他各個部委，都需要站在自身的職責分工范圍內，在相關產品和服務的準入與準出的各個方面，有所作為或有所不為。民生問題無小事，在“地球村”里，解決好民生問題，從來不是解決好對內問題就可以了。如果民生問題涉及到跨國公司或與其他國家政府部門的溝通協調，站在民生角度及時啟動“國家談判”就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