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留守兒童，不能停留在文件

打通隨遷子女城市入學之路

熊丙奇

從源頭上逐步減少留守兒童，途徑無非有二，一是進城務工人員把孩子帶在身邊，在城市生活、學習；二是農民工返鄉就業或創業，在鄉村照顧、監護孩子。在筆者看來，這兩條途徑，都需要堅持推進教育公平，在城市，要讓隨遷子女享有同城求學環境;在鄉村，要盡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辦好鄉村學校。其中，第一條途徑，對盡快減少留守兒童，更具現實意義。

我國從2008年起，就明確要求以“流入地為主，公辦為主”的原則，解決隨遷子女的城市求學問題，之后三年，這一工作在各地得到比較好的推進。但2013年之后的走向，卻很不樂觀，這與2013年一些大城市開始實行人口控制政策，提高小學入學門檻有關。與城市抬高隨遷子女入學門檻對應，我國鄉村義務教育階段的留守兒童群體，維持在2000多萬的高位，2014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075.42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409.53萬人，在初中就讀665.89萬人。

分析可見，我國解決隨遷子女在城市求學問題，在現實中遭遇阻力，缺乏持久的效應，事實上，如果保持2010年的15%的增幅，過去五年間，隨遷子女在城市入學，可增加到2000多萬，而義務教育階段的鄉村留守兒童則可下降到1000萬，這將是了不起的成就。可為何沒有做到呢？這與隨遷子女在城市求學缺乏長效機制有關。

一是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問題，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費用，中央財政進行適當的獎補，這一經費政策，導致地方政府接受隨遷子女越多，投入的教育經費也越多。對于隨遷子女的教育經費，適宜由省級財政統籌，建立學費隨經費走的制度，并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以此減輕流入地的負擔。2015年，我國出臺規定，統一城鄉義務教育經費標準，提到了學費隨經費走，這是一大突破，希望由此建立新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給隨遷子女城市求學創造更好的條件。

二是大城市面臨人口膨脹的壓力，一些城市管理者擔心解決隨遷子女入學，會讓大城市變為“教育洼地”，加速人口流入，因此抬高隨遷子女入學門檻。城市當然需要控制人口，但要以尊重公民的權利為前提。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要求大城市必須改變控制隨遷子女入學的政策。

三是和中高考制度不對接。雖然早在2013年，我國就開始開放異地高考，但是這還是有條件的局部開放，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異地高考開放的門檻還比較高，例如將隨遷子女的高考資格與人才居住證政策掛鉤，由于隨遷子女在城市讀完義務教育之后，升學之路并不通暢，因此，不少學生在城市讀完小學或初中后，回到老家，成為新的留守兒童，他們的問題比“土生土長”的留守兒童更復雜。對鄉村很陌生、沒有認同感，而且，也對城市對他們的歧視有抱怨。改革中高考制度，取消高考按戶籍報名制度，實行全國范圍內不分省市考試、錄取的自由高考，這是擴大教育公平、高考公平的必由之路。這其實對促進鄉村教育，吸引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有益。

總之，從源頭上逐漸減少留守兒童，任重道遠。近幾年來，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入學的步伐基本上屬于原地踏步，甚至有的地方還有所倒退，隨遷子女城市入學的人數沒有多少增加，如果這一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的重要途徑被堵死，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入學就維持在當前的規模，那農村留守兒童數量會在接下來幾年中增加，我國的留守兒童問題會變得更復雜，這必須引起國家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