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案辯詞真值得喝彩嗎？

兩天前，“快播”涉黃案在京庭審，辯方拋出“技術無罪”論，博得了不少喝彩。其實，這是一個偷換概念的把戲，把“公司”等同為“技術”，把控方引入一個死胡同：技術怎能有罪？進而為公司做無罪辯護。其實只需反問一句，辯方的詭辯就會不攻自破，公司怎能等同技術？

公司是有明確責任和組織，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行為主體。即便發達國家那些走在信息技術創新前沿的跨國公司也不會公然把自己等同于“技術”。

“快播”承認大量內容涉黃，但又說那是用戶的事情。這是一個移花接木的詭辯術。這句辯護詞背后蘊藏的前提和邏輯分別是，公司承認傳播淫穢色情內容是可恥的，但公司僅提供平臺和技術服務，對于在此平臺上實際傳播的內容不負責任。但自相矛盾的是，“快播”又承認有責任監管內容，只不過能力有限，無法顧及所有，那樣就會影響“效率”。

上面幾句辯護詞可以做如下解釋，“快播”為盡可能多地營利創造了一個自己都無法有效監管的平臺，它已經盡力，但凡疏漏，都應該由用戶來承擔責任。問題是，“快播”在業界越來越以它無法監管的內容出名，并以此占據了細分市場的較大份額。

拿錢的是“快播”，受損者是公眾。

至此，“快播”公司的本來面目已經被其律師自鳴得意的三言兩語勾勒得非常清楚：用戶是我們的上帝，也是我們的替罪羊；我們就是技術本身；我們拒絕色情內容，但我們又不恥于以色情安身立命；我們為了效率，無法對自己平臺上的內容實施有效監管，但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我們無罪！

中國經濟轉型，要靠企業創新，掌握核心技術的創新型公司更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引擎。但中國需要的絕不是今天“快播”這樣打著“技術”旗號，享受“色情”暴利，不顧社會責任，把成功攬為己有，把丑陋推給用戶的涉嫌違法的企業。

被告的辯護有兩種結果，一種辯護可以是為自己減刑，另一種非但達不到減刑的作用，最終適得其反，會進一步暴露了被告人誤入歧途之深。站在被告席上的“快播”四位高管享有法定的辯護權利，但他們的辯護讓有理智的旁聽者都會更加認清他們內心的高傲和自大。很多當下到處走場的技術和資本精英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這股勁兒。

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對互聯網的管理，但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是，以“快播”為代表的一批頭頂創新桂冠的技術或文化產業公司在快速成長的同時，疏于自我管理和約束，在商業利益的誘惑前，丟掉了企業的良心和社會責任。打開網頁，我們就會發現所有黃金位置都會被各種類型的廣告，或者劣質新聞占據，有些文章的圖片和語言不堪入目。通過互聯網搜索和獲得有價值信息的時間和技術成本越來越高。

企業是個中性詞。好企業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但這個市場必須是有法制監管的成熟的市場。中國急需加快互聯網管理的立法速度，加大監管力度。在互聯網法治尚不健全的前提下，我們不應夸大“快播”案庭審直播的司法意義。相反，我們要看到此案暴露的那些資本精英和技術精英的法治意識何等淡薄，我們更要反思辯方律師幾句自鳴得意的辯護詞為何會贏得不少人的喝彩。

那些喝彩反映了公眾輕而易舉地就可以被幾句詭辯術領入歧途，暴露了公眾對公司、市場、技術和監管這些核心概念背后的法治意義及現實意義的認識水平之低下。當“快播”辯護人把黑鍋都扣在用戶頭上的時候，一些人還在把幾句詭辯詞奉為金句名言。

究其根本，中國人對技術的崇拜，是“快播”這種公司自我包裝的一個有利條件。互聯網上以漢語傳播的內容遠遠少于英語，更不用說還有其它上百種語言。中國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換句話說，十幾億中國人擁擠上的是一班十分擁擠的漢語信息高速路上，這對中國的信息技術公司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語言的邊界滋養了它們壟斷的觸角。利益驅使之下，如果失去底線，“快播”這類公司就能以較低的技術成本和投入獲得巨量的經濟回報。

信息產業和互聯網企業不應成為監管的灰色地帶。“快播”涉及的監管其實還停留在內容形式的低級別管理，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對“技術創新”的監管還很遠。但中國互聯網及產業主管部門應該本著更高的標準，以信息技術發達國家的立法和執法為參照，未雨綢繆地加強對互聯網產業的監管和引導，著力提高公眾的互聯網媒介和技術素養。

有評論說“快播”是在引領娛樂至死，其實“快播”涉案內容早已超越娛樂的范疇，而是涉嫌違法。虛擬世界里，時空可以交互，但是非曲直的邊界不容模糊。技術無罪，但公司總脫不開資本的“原罪”，所以才有社會責任一說，而“快播”的四個被告在庭審當天的表演說明，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是何等的淡漠。

我一直好奇于網頁上那些不堪入目的圖片、文字和視頻背后的導演是誰，能如此堂而皇之地傳播這些非法信息。前天，站在北京海淀法院被告席上“快播”公司的四位高官，給了我答案。“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年代留給我們的創傷還未痊愈，我們一定要警惕“快播”高管們揭幕的“公司無罪，資本有理”的另一個荒誕的極端的到來。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