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光明專論】

作者：顧海良

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睆摹皩W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到發展“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要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的重要思想，也是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務。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為理論基礎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中國經濟建設和發展實踐相結合的理論結晶。建設中國“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為基礎，這已經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實踐和理論發展所證實。

“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這是馬克思提出的貫通于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提出“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后來，他又提出“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的思想?！爸v全”生產力，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基本原理的科學把握和運用。在黨的十六大，江澤民把“必須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確立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要義。黨的十八大報告把“必須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確立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中國話語基礎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進取，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理論，增強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特征的把握和基本綱領的認識；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概括，確立了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和根本價值取向；搞清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理論，確立了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根本目標的經濟發展戰略及其相應的戰略規劃和戰略步驟；厘清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布局和經濟關系多樣性現狀的認識，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和分配體制基本格局的理論；提升了對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的認識視野，形成了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基本思路；拓展了對外開放的認識視界，形成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經濟關系認識的新觀點，等等。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提到，“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解放生產力是為了發展生產力，要在解放生產力中全面持續協調地發展生產力。他提出“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對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當代意義做出了新的判斷。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他提出“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保護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成為謀劃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向。在對中國經濟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征的新的研判中，對中國經濟轉型格局和發展方向做出了新的闡釋，提出在經濟新常態中，要“努力提高創新驅動發展能力、提高產業競爭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實現“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是對經濟新常態辯證認識和全面謀劃的新的概括。

從“講全”生產力到“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刻畫了中國經濟改革實踐發展的基本脈絡，是貫穿于中國“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主線，也是中國“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的顯著標識。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要以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實踐為事實依據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來就主張“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即從實際的和現實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問題出發?！跋到y化的經濟學說”的建設和發展，深刻地立足于我國國情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是對這一實踐中形成的規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煉，是對這一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和理性認識的升華。

實踐是理論的源泉。30多年篳路藍縷、艱辛探索，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奠定了重要基礎，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要理論觀點。比如，確立以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國情，也是最基本的經濟形式和經濟事實?！跋到y化的經濟學說”就是以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為實踐基礎，以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關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為研究對象的。再比如，深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總體研究?！跋到y化的經濟學說”以對經濟制度的本質研究為前提，以探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著力于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研究，以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結合、發展和完善為主線，形成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總體研究。

黨的十四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探索，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政府和市場關系認識深化和科學定位的事實依據。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直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理論是以實踐發展為依據而得以賡續、完善，實踐也以理論創新為指導而得以深化、前行。

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與一定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這一“結合起來”的中國話語的意蘊就在于：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提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因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認識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和政府“兩只手”各司其職又協調互助、相得益彰。顯然，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進一步定位，是以中國經濟改革實踐為依據的，也是對這一實踐經驗的理性提升，是“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重要呈現。

由此可見，這些方面的理論成果，是適應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