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綽號反腐”閃了法治的腰

百姓給官員起的綽號，卻足以讓“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見禍于未萌”。比如，李春城被稱為“李拆城”；季建業(yè)被稱“季挖挖”；武長順被稱“武爺”……對于紀檢監(jiān)察干部來說，多聽聽百姓給官員起的綽號，便可管窺一豹，順藤摸瓜，進而查明就里，懲腐肅貪。如此，方能及時表彰優(yōu)秀干部，懲處貪腐官員。（12月25日，《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

盤點落馬官員，民眾發(fā)現(xiàn)不少官員的綽號簡直就是他們貪腐的“投名狀”。李春城被稱為“李拆城”；季建業(yè)被稱“季挖挖”；武長順被稱“武爺”；張中生被稱“呂梁教父”……針對官員綽號，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發(fā)表評論文章《“綽號”見“民心”》，文章強調(diào)，對于紀檢監(jiān)察干部來說，多聽聽百姓給官員起的綽號，便可管窺一豹，順藤摸瓜，進而查明就里，懲腐肅貪。如此，方能及時表彰優(yōu)秀干部，懲處貪腐官員。

評論發(fā)出之后，引起民眾熱議，不少評論員也發(fā)表文章支持這一做法。其中評論員張閑語就在紅網(wǎng)發(fā)表題為《從官員“綽號”查貪腐是個好點子》的評論文章，再次論證了“綽號反腐”的必要性。這些評論文章都說得很有道理，但是有一點卻值得引起我們的警惕，那就是別讓“綽號反腐”閃了法治的腰。

雖然說官員的“綽號”確實能夠反映出一些問題，可是，如果僅僅憑著一個綽號，紀檢干將就將官員列入貪腐名單并進行調(diào)查，這卻是欠妥的。紀委查案必定是按照“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的法治精神來辦事的。可從官員的綽號中，紀檢干部并不能掌握官員貪腐的事實，更無法直接判斷該官員是否存在貪腐。若因為一個不好得綽號，紀檢干部就對官員進行調(diào)查，顯然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另外，民眾給官員送綽號往往是帶有明顯的情緒色彩的，并不能客觀準備的反映事實。比如中國金融高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被海外媒體稱為“人民幣先生”；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因為他談經(jīng)濟時，總把“契約”這兩個字掛在嘴邊，被送綽號“契約先生”；海南原省委書記衛(wèi)留成曾專門召開書記會議，研究公共廁所專項規(guī)劃，因此被送綽號“廁所書記”。這些綽號無不略帶調(diào)侃色彩，都僅能反映官員的一個側面，甚至民眾會因為官員的綽號，而遮蔽了這些官員的其他能力。由此可見，根據(jù)官員的綽號來評價一個官員都是有失偏頗的，更遑論“綽號反腐”了。

再說，一些綽號很好聽的官員，未必就不是貪腐蛀蟲。近日，遼寧省撫順市原市長欒慶偉因涉嫌嚴重違紀被立案審查，消息一出，民眾頗感意外。而其中民眾意外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欒慶偉有一個“學霸市長”的綽號。如果按照“綽號反腐”的邏輯，“學霸市長”欒慶偉自然會被漏掉的雙面貪官。

因此，面對“綽號反腐”我們還是應該恪守法治的底線，持一種審慎的態(tài)度。不因為官員綽號“霸氣外漏”就懷疑其存在貪腐，也不因為其擁有美名就不查不問，一切以事實說話，才是依法反腐的最好依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