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撈人”之騙當設“醒人”之警

男子林某某在福州金山派出所做保安，負責在派出所候問室看押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他謊稱能幫忙在7天后釋放犯罪嫌疑人，騙取犯罪嫌疑人家屬5000元。不料，收錢后沒辦成事，被嫌犯舉報。近日，福州倉山區法院一審判決：林某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3000元。（8月28日《海峽都市報》）

“撈人”之騙屢見不鮮，小至偷盜斗毆，大至高官貪腐。有人說，這是現實環境使然，因為托關系、打招呼的“后門文化”，早就浸淫世俗、固化人心。但相關研究則揭示，“撈人”之騙的屢屢得逞，更大程度上或是緣于“病急亂投醫”，也即出錢打點者常有一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僥幸之想。

現實語境下，“撈人”之騙為獲得目標對象的信任，其在實施詐騙時，往往吹噓得手眼通天、天花亂墜。這對那些恰好“攤上事兒”、且正好心中惴惴不安的當事人及其家屬來說，無疑便是一個“趁虛而入”的施騙良機。而這當中，平日里“后門文化”的耳濡目染，又給設想中的“花錢消災”，提供了某種不妨一試心理支持。如此互為影響和作用，其結果便是一聞有人可以幫助“通關”和“撈人”，就迫不及待地一拍即合了。

從“后門文化”到“撈人”之求，對不少上當者而言，與其說相信施騙者的口吐蓮花，倒不如講是看到了某些制度漏洞，確實存在著操弄空間。譬如，騙子們通常都會吹噓其與辦案警察的關系來取信對方，這和警察的“初始”位置頗有干系，因為越到最后，參與部門越多，“撈人”的難度也便越大了。又如有些案子，通知家屬相關案件進展常常較為滯后，這也有可能被騙子利用了“時間差”，進而實施詐騙而得手。

“依法治國”不斷深入，徇私枉法日趨式微。在這種法治新常態之下，如何進一步打消人們心中半信半疑的“撈人”謎團，我建議相關部門主動而為，多來試試“醒人”之警。比如，執法機關一案剛始，就可明確告知當事人及其家屬，切莫相信任何“撈人”之騙；如果更進一步，未嘗不可白紙黑字地提供舉報渠道，若有執法人員膽大妄為、應允“撈人”，查證屬實可作減輕處罰依據。果能如此，則對公眾敬畏法律、遠離騙局，應是大有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