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留守兒童悲劇再上演

據媒體報道，貴州畢節七星關區4名留守兒童服毒自殺事件后，其母任希芬已經被警方找到，現已回到畢節處理善后事宜。她在接受采訪時嘆息：“愿我家的悲劇不要再發生。”

而這樣的悲劇卻再次發生。近日，發生在畢節納雍縣勺窩鄉中心村的“留守姐弟被害案”，兩名嫌疑人已被警方抓獲。犯罪嫌疑人對警方承認，姐姐張云鈺死前曾被兩人性侵。非但如此，同村人還爆料，張云鈺去年曾遭同村一位60多歲的老人性侵，后對方以三萬元“私了”。

兩起案子，六名留守兒童。在他們離世后，唯有媒體的幾篇報道成了他們活過的記錄，這短暫的人生令人不忍卒讀。遙遠的父母、薄涼的人情、艱難的生計、內心的恐懼，還有那些隨時可能出現的侵犯，如同危石壓頂，讓他們只能在夾縫中苦苦求存。

我國的城鎮化和勞動力轉移正在形成一個大規模流動的社會。一旦進入這種高流動，靠政府包打一切的治理方式就會明顯變得被動和乏力。因為，這種治理的有效性建立在人群和業務都能簡單分類的基礎上，無法對微觀性、細節性和不斷流動變化的問題進行跟蹤，也沒有能力對每個家庭的問題進行具體的記錄和幫扶。這個工作，應該由大量成熟的民間組織、社會組織承擔。

國外的兒童保護工作有很多經驗可供我們借鑒。以美國為例，在政府架構中，聯邦政府一級負責制訂規劃和方案，提供資源，監督、評估各州執行情況，州政府也專設負責兒童保護和兒童福利的行政機構，但到了最基層，處置熱線電話、咨詢服務、緊急居住服務、臨時托管服務、藥物濫用治療、家庭暴力干預的任務，還是由大量公私組織共同完成的。但這些組織，恰恰是我們所缺失的。

縱觀這幾起事件，在輿論如此嚴厲的逼視之下，留守兒童問題可能已成為當地最大的“政治”，相關政府部門不可能不盡力。當地留守兒童關愛基金已建立了三年，事故責任人懲處也非常嚴厲，由一把手牽頭召開的關愛留守兒童會議，更在不斷強調“知恥后勇”。然而，問題仍然不斷跑在治理前面。社會弱小、社會組織弱小的治理空白，最先從畢節這塊貧困的勞動力輸出地暴露出來。

留守兒童問題在一個地方的接連出現，是當前我們社會存在的問題的局部展示。它暴露了兩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政府部門的傳統設置已難應對轉型社會的動態，而社會組織發育的遲緩，更難填補治理空白。而這種失效，會最先從社會的兩端——兒童和養老問題上不斷展現出來。對此，包括政府部門、基層自治組織、家庭、學校在內的全社會都應該高度關注這一問題，協同參與，共同找到破解問題的正確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