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防混淆微信聚賭與紅包的界限

浙江臺州警方日前披露，當地警方經過近一個月的縝密偵查，成功破獲楊某等人“微信代發紅包”形式的特大賭博案件，涉及北京、上海、廣東、河南、江蘇、福建等十余個省、市，甚至還有國外幾個城市，涉案人員300余人，涉嫌賭資累計1000余萬元。目前，已有7名嫌犯被臺州警方刑事拘留，其中6人為臺州人。該案仍在進一步偵辦中。（8月2日 《京華時報》）

警方破獲的微信聚賭案，揭開了新型網絡賭博的真面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利用互聯網、移動通信終端等傳輸賭博視頻、數據，組織賭博活動，建立賭博網站并接受投注、建立賭博網站并提供給他人組織賭博、為賭博網站擔任代理并接受投注、或參與賭博網站利潤分成，具有其中之一，就屬于“開設賭場”行為。

不難看出，上述規定是刑法中“傳統聚賭”行為的延伸，網絡聚賭呈現出了新的表現形式。那么，作為微信聚賭的群主及成員，則可能涉嫌涉嫌聚眾賭博、開設賭場等罪名。即便，群成員情節輕微，并不構成犯罪，也應該給予治安管理處罰。不過，在現實操作中，如何厘清賭博與紅包之間的界限，面臨一定的難度和障礙。尤其是，界定紅包屬于贈與還是違法犯罪，需要考量行為人的主觀認知，極易混淆違法犯罪與否的界限。

在微信好友之間，彼此之間發放紅包的現象并不少見。出于感情的交流，以及饋贈意思表示，紅包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歡迎。在外在表現形式上，派發紅包與賭博難以區分，都表現為行為人派發紅包，由群員進行爭搶。在主觀意識中，賭博以非法營利為目的，而紅包則表現為無償贈與，但如何界定主觀意圖，則并不容易。

事實上，評判行為人的主觀認知，需要在細微處衡量行為人的主客觀表現。到底是派發紅包，還是聚眾賭博，從紅包數額、派發頻率等等表面行為，很難做出清晰的判定。而且，即便存在聚賭行為，某些微信群員出于娛樂心態，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身行為的性質。基于此，對于公安部門而言，如何厘清微信紅包的屬性，比認定其他聚賭行為具有更大的難度。

微信也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為公眾帶來便利和樂趣，也可能淪為犯罪工具。從這個方面而言，對于司法機關而言，面對微信紅包的是是非非，要謹防混淆罪與非罪的界限，避免造成權利誤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