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審批改革不能靠“拼數字”

自2013年中國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抓手的簡政放權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相比,與老百姓的期待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各地在推進過程中存在不少阻力,一些出現的頑疾需要重視。

由于審改涉及諸多利益格局、權力分配,來自各部門的領導誰都不想在自己手里把權力放了,所以通過各種虛功應付改革。記者在全國一些地方走訪發現,有的地方以精簡和下放的權力事項數字為“政績”層層上報,實際上減和放的都是無關痛癢的、沒有油水的內容,有的權力是“邊減邊增,明減暗增”。

有的省市看上去是下放了幾十項關鍵性審批權限,結果“下放”變成“代管”“初審”。比如,招投標建設企業的資質,由省一級建設部門下放到市級,但實際上只是給了“初審”權,終審權還在省一級,反而給企業又增加了一個初審的門檻。有的地方大張旗鼓地辦起了行政審批服務大廳,明面上是集中辦理審批事項,實際上因為太多的事項沒有真正下放,企業既要來大廳辦理一次,還得回到委辦局去辦理。

在審改中突出的現象是一旦下放了審批權就不會干活了,長期形成的管理理念、習慣、思維方式等,十分直接地暴露出來。一位負責審改的地方干部介紹說,那些曾擁有實權的部門領導,突然沒有了“前呼后擁”找辦事的場面,精神上顯得十分失落,他們中“重審批輕監管”的毒太深,不少政府部門和人員仍然把“管理”理解為事前的“卡”,一些人只會通過審批進行管理。取消下放審批權后,有的人根據“誰審批、誰監管”的要求,錯誤地認為“不審批就不用監管”,甚至把沒權當作懶政的借口。相對于“取消、下放”,如何讓干部正確行使監管職能,把保留下來的行政審批事項規范運行更不容忽視,如何科學地管、有效地管、適當地管、簡約地管,是政府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記者調研了解到,由于行政審批制度尚無全國統一的時間路徑表,因此各地各部門的改革進度不同、模式各異,造成改革橫向不同步、縱向不銜接、放權不到位。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法制辦主任于寶生向記者舉例稱,包頭市已經取消了糧食售后行政許可事項,但是在國家層面,這一事項是“下放”,并未取消。于是,出現了包頭的糧食企業到外地收購糧食受阻的問題。這一問題屬于地方改革在異地有效性受限；從橫向上看,部委之前的權力下放不統一的問題也逐漸凸顯。

采訪中,有的基層干部還建議審改要鼓勵改革創新,給予地方先行先試政策。2002年以來,各地區探索實踐了具有當地特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及大廳運行管理模式,但不少改革往往缺乏政策支撐,遇到了法律瓶頸。建議針對各地在改革中遇到的法律瓶頸,堅持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原則,給予先行先試的政策支持和授權,同時作為探索創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為國家整體改革積累經驗。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中央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突破口和抓手,以期通過簡政放權,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進一步發揮市場主體活力,更好地發揮地方的作用。當前,全國各地提前兩年完成了削減三分之一行政審批事項的預定目標。相比較于已被“簡”掉的數量,質量同樣非常重要,“簡”掉的是否真“簡”了,“下放”是否真放了,恐怕還需要來一場督查檢查。

張麗娜(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