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治“老賴”的執法難題

借錢不還，老是賴賬，就成了“老賴”。債主們走法律渠道屢次催賬無果，打贏官司但拿不到錢的比比皆是，催生了一撥記錄在案的“法定老賴”。這些人往往不是沒錢，而是有錢不愿意還，有主觀惡意。多次下來，基本上坐實了“壞人”形象，對誠信社會只有破壞沒有建設。道理上沒什么好客氣的，應該想方設法用正當路子去收拾他們。

五年前，最高法出了個規定，限制這撥有案可查的“老賴”們去高消費。打高爾夫、住星級賓館、旅游度假什么的就別想了，坐飛機、火車也基本只能買最差的票。同時，保險不能買貴的，孩子上學不能去高收費私校。“老賴”公司必須不能租一些高大上的寫字樓當辦公室，想額外買車也困難。最高法想了不少主意，來逼著這些人節約銀子還錢。

最近這個規定有了一個升級。最高法想進一步加長這張禁止消費的“負面清單”，從“高消費”領域向外延伸。由于近年來高鐵建設突飛猛進，所以最高法與時俱進地把禁止坐高鐵、禁止買動車一等座和商務座這樣的規定加進去。同時不少表述方面也有細微但耐人尋味的改變。

五年只增加一個禁止坐高鐵，好像看起來慢了點。世界上林林總總商品何止千種萬種，為什么光禁止這幾項？“老賴”逛商場、買奢侈品不在禁止之列，在高檔餐廳饕餮、宴客也不在清單上，以出差名義到國外之后的種種消費行為好像也沒在其中。

這種無奈的缺失顯然是出于執法上的務實考慮。規定當然可以列出一張長長的單子，但事實上大部分無法監督，因此不能對當事人形成有效的行為約束。現在政府能夠管控的幾個系統不多，包括航空與鐵路系統、工商登記系統、銀行信息系統、酒店住宿管理系統、住房登記系統等，不足以支撐全面監督“老賴”消費行為的執法活動。這些信息系統有些內部還存在著巨大的信息分散性，系統之間也有彼此如何接口的問題。即便在相對發達的銀行系統內，分散上傳“老賴”銀行卡、銀行賬戶信息并匯總也是非常麻煩的事。理想情況下，應該讓“老賴”拿著現金摸黑去小店買包軟中華這種行為都無所遁形，但現實太骨感，難以實現。

升級后的規定中還有別的地方同樣隱含執行問題。比如，新規定將賴賬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也加入到限制消費的名單里面去。這一進展似乎說明目前的法律體系有了更好的手段去識別出實際控制人。但從一般商務情境去考慮，這應該是非常困難的。當前法律環境下，通過中間公司、熟人代管、分散持股等方式去實際控制一家企業是很容易也很常見的事情。除非在案件偵破或審理過程中進行專門識別，否則實際控制人比較難浮出水面。所以在這一點上，恐怕可執行的范圍有限。

又比如，針對一些政府信息系統沒有覆蓋的領域內，法院通過接受舉報或者定向訪查的形式來加強執法。從執法效率上來講，鼓勵債權人主動通過合法方式監督欠款者的消費行為是好主意，但也容易釀成惡性事件。至于定向訪查，最多只有杯水車薪的作用——如果法院有人力物力去訪查清楚各方面，那也無需開列清單了。

從長遠看，破解執法難題勢必要通過“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這些新生代技術來實現。目前的努力方向也正是把盡可能多的征信信息、消費信息和個人身份證號關聯上。阿里巴巴通過淘寶積累的數據有非常好的可讀性和置信度，甚至從中能夠提取出申請簽證所需要的資料，是重要的征信數據來源。電子政務致力于形成政府內各部門信息系統的一體化，對長遠執法更是有根本上的重要性。

短期來看有兩點不妨考慮。第一，目前個人隱私情況泄露嚴重，經常有騷擾或詐騙電話甚至指名道姓打過來，這反過來說明“老賴”們的系統外消費行為并非隱沒于一片黑暗中，應該設計激勵機制去收集這些“微光”。第二，如果“老賴”犯了其他案子鬧到法院，法庭應該抓住執法機會從嚴審判，迫使老賴還清舊賬。多管齊下，破解執法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