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師”

近日來，一個又一個“大師”的神話破滅，有的是涉嫌組織邪教，并非法斂財騙色；有的穿梭于官商名流組成的朋友圈，卻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而倒下。這些“大師”遠去，留下了怎樣的背影？低級的騙術、浮夸的表演、故弄玄虛的裝神弄鬼，照出了光怪陸離的荒誕，也探底了社會容納荒誕的土壤厚度。

當前是一個價值觀多元交織的時代，也是需要“大師”的時代，需要有人能喊出幾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豪言壯語，需要有人能在公眾迷茫時指點迷津，需要有人引領一個時代的走向。當我們談論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時，腦海中的指向往往就是一串文化符號，是足以承載時代良心、刻畫時代面貌的大師。然而看看這些倒下的“大師”，他們賴以成名的手段，是隔空取物、意念轉移、發功治病。功成名就之后，他們繼續從事的是騙財、經商、權錢交易。這樣的“大師”有多煊赫奪目，追隨者們就有多凄涼可悲。

“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蘇轍出使遼國，卻被異國人追著問蘇軾的情況；“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辜鴻銘的特立獨行與淵博學問，引來毛姆、芥川龍之介、泰戈爾的拜訪。蘇軾與辜鴻銘，都可以稱作一個時代的大師，他們的成就與風骨，成為一個時代的風標，足以得到當時多數社會成員的仰慕。今天的我們，即使未必對他們有多了解，只要讀到這些仰慕之詞，都可以想見其風采。因為這些大師，人們善良、樸素的情感可以在個人身上得到安穩的寄托，可以說，一個社會擁有足以擔當得起萬眾期待的大師是幸福的。

我們今天也一樣會出大師，那些偽大師們的陸續倒下，就是這個社會糾偏的過程。“時無英雄”的慨嘆是被動的，如果人們所迷戀的，不再是高官厚祿的鐘鳴鼎食，而是甘于奉獻的勤奮堅忍，人們所追求的，不再是奇門異術的終南捷徑，而是腳踏實地的步步為營，人們所信賴的，不是導入虛幻的鬼話連篇，而是引人向善的金玉良言，那么這個社會又怎么會埋沒大師？

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大師亦是如此。與其抱怨社會已無大師，倒不如先好好想想，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師？是在縹緲虛無之中給我們以安慰劑，還是在現實世界鼓舞人們進取奮發；是用迷信詐術顛覆科學認知，還是憑借智慧與覺悟給人們以心智上的啟迪。或許當我們心中真正明確了需要什么樣的大師，大師們也就自然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