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從無，法治社會應具更高“容錯率”

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曾愛云、陳華章故意殺人案一審公開宣判：判決被告人曾愛云無罪；被告人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令被告人陳華章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周自然、周清秀經濟損失178142.8元，這是典型的疑罪從無的判決。（中新網7月21日電）

囿于偵查理念的落后、取證能力的不足以及勘查、檢測專業化水平不高，再加之對于口供的盲目崇拜，讓不少非法證據進入證據體系，以往這種“偵查為中心”的模式難免泥沙俱下，特別面對疑難案件更是如此。

而長期“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的指導，無疑違背了偵查的客觀規律，在疑難案件的處置上，司法天平更傾向于“疑罪從有”，這種強行、人為超過正常偵破率的基數，隨著長期的偵查實踐，難免形成一種錯誤累積，這種錯誤累積在“疑罪從無”的司法轉變下，更不免形成“翻案”、“逆轉”的井噴。

由此，我們需要肯定這種從“疑罪從有”到“疑罪從輕”，再到“疑罪從無”觀念轉變背后的法治進步，更需從司法的自我否定、強化內省中閱讀出法治精神的擔當和勇氣。結合個案而言，湘潭大學“情殺案”中當地法院能夠最終堅持“疑罪從無”，判決曾愛云無罪，我們就需予充分肯定。

法治社會應具更高的司法“容錯率”，這種“容錯率”并不代表為司法中出現的問題而開脫，也不代表對錯案的回避或者遮掩，這種“容錯率”意味著我們社會需要直面偵破的客觀規律，并承擔由于證據不足、由于非法證據排除等等而導致疑犯法外逍遙的社會風險，承受案件無法偵破帶來的輿論壓力。而這，恰是回歸司法規律的必然，也是法治社會前行難以避免的陣痛。

當然，更高“容錯率”并不代表發生更多的錯誤，而是指更能容納小因素對體系運行影響的可能性，結合司法體系而言，就是指更能包容案件糾偏的心態，更能承擔基于刑事偵查破案率回歸導致社會風險的能力，進而減少部分疑難案件所帶來對整個司法體系，整個司法公信力的沖擊。

而這種構建，首先就是理念和思想的轉變，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旗幟鮮明地提出“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度”，這昭示著我們刑事理念、證據意識的轉變。而全國法院系統更是將這種理念轉變實踐在主動應對，依法糾錯當中，僅2014年，各級法院便依法宣告778名被告人無罪，數字的背后無疑需要法治精神的勇氣和擔當。

更高的司法“容錯率”的構建，配套機制最為關鍵，是實踐理念和思想轉變的基石，它落實于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機制轉型，實踐在非法證據排除的多方位排除基礎上，轉變在證據為核心的偵查模式中，我們相信這些逐漸完善的制度保障，能夠從源頭上防止冤假錯案發生，而在這種理念轉變和機制支撐中，人民群眾必然能夠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