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從無讓制度正義成為常態

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曾愛云、陳華章故意殺人案一審公開宣判：判決被告人曾愛云無罪；被告人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令被告人陳華章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周自然、周清秀經濟損失178142.8元。11年多前的“湖南湘潭大學研究生殺人案”，因為被告人曾愛云三次被做出判處死刑的判決，而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回重審，一直備受社會各界關注。（7月21日 中新網）

立足刑訴法視野，疑罪從無理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恪守疑罪從無理念，能夠有效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避免公民個人權利遭受戕害。應該說，曾愛云因證據不足被判無罪，就是堅守疑罪從無理念的典型個案，對于今后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長期以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往往都是在證據方面存在瑕疵。比如，佘祥林案、趙作海案、呼格案等等，都是在證據缺乏“三性”基礎上，就作出了判決結果。十八大以來，之前很多冤假錯案被糾正，疑罪從無得到了深入的貫徹和實施。根據統計，在近幾年糾正的12起重大冤假錯案中，僅有2起是因為出現了真兇，而另10起則是因為“證據不足”而糾正的。發生在湘潭大學的這起案件恰恰既不是“真兇再現”，也不是“亡者歸來”，而是秉持證據裁判、疑罪從無的原則作出的證據不足宣告無罪的判決。

然而，在慣性思維中，很多人對疑罪從無并不認同，而是堅持有罪推定思維。也就是說，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具有不愿壞人逃脫法律懲戒的樸素心理，害怕存在“漏網之魚”。當然，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卻可能對公民個人權利造成誤傷，甚至釀成不可彌補的悲劇。更為嚴重的是，堅持有罪推定理念，不僅可能制造冤假錯案，還會變相鼓勵酷刑與逼供行為。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同時，在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諸多司法解釋中，也不斷重申貫徹疑罪從無原則，讓每個刑事案件都能成為鐵案。應該說，報道中的曾愛云最終被判無罪，就是恪守疑罪從無理念的結果，從而避免了冤假錯案的發生。

或許，對于輿論而言，犯罪嫌疑人走上法庭，就會被認為“有罪”。而且，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前置工作”，也對案件的最終裁判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不過，對于法院而言，其并不應該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是應該恪守疑罪從無原則，用證據和法律做出公平公正的判決。當證據存在瑕疵，當對犯罪嫌疑人的指控不能成立，無罪裁判結果的出現，應該被公眾以及被害人家屬所認同和接受。

公民權利面前，需要良性的制度設計，做到尊重人權、保障人權。從曾愛云個案中，我們感受到了“疑罪從無”原則的落地，這說明了司法機關辦案理念的轉變。無罪判決的做出，無疑凸顯出了公檢法之間相互制衡的本義，彰顯出了證據裁判理念的重大進步，對于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示范作用。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尤其在刑事司法領域，更應該通過疑罪從無原則捍衛公平和正義。肯定的說，在不斷推進司法公開的當下，疑罪從無必將成為制度正義的基石，讓公民個體權利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