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獎狀元”是給功利化學習“標價舉牌”

一套價值20萬元的單身公寓，讓今年的泉州高考理科狀元鄭妍彥，再次“走紅”；其獎勵者永春某房產商，也瞬間成為街頭巷尾議論的對象。（7月21日《海峽都市報》）

重獎“狀元”，在咱們這個國度上，自古有之。昔日科舉中榜者，會來個狀元巡游，譽之為“夸街”，這只是精神獎勵，還有封官蔭子、金銀封賞等重獎。如今，年年高考產“狀元”，而狀元獲重獎，也早不是什么新聞，但卻年年能抓住眼球，令社會圍觀。在一個視分數為成功的社會里，集體圍觀狀元、重金砸向狀元，不啻一場拍賣會上，對分數高者的舉牌標價而已。

古人科舉中榜，就代表著從此升官發財、改變一生；即使在當代中國，科學考試早已廢除，可我們的高考功能中，仍曾具有過“一考定終身”的作用——在計劃經濟年代，誰考上了大學，就能分配工作，一輩子端著鐵飯碗。即便今日，沒有工作分配可包保了，高考也只不過是學習階段的一種成功，它已不能代表從此決定身份的名片。但是，學習功利化的慣性，還在不少國人心目中順勢滑動。這是因為，社會上存在的功利化傾向，仍在給學習的功利化，鋪墊著存在的前提與條件。

比如，社會招聘，看的是名牌大學還是普通大學，是一本還是二本、三本等，而非是考察一個人的能力與水平。還有不少政府部門，把高考升學率當作政績、面子工程，獎金更是大把地砸向“狀元”；企業亦是如此，說是為搞慈善，但卻不把獎金捐給更需要的貧困考生，而是投向更有新聞效應的“狀元”——撒出去重獎狀元的獎金，會因話題性更強，而同時讓企業賺足了具有廣告效應的聲名。這種赤裸裸的功利之心，是重獎狀元的彩紙難以包裹得住的，它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會顯露無遺。

雖然有關方面的調查早就顯示，高考狀元真正成為行業領軍人才者寥寥，與其當年背負的名聲難以相符，但重獎狀元的噱頭，年年卻都不會銷聲匿跡。因為，整個社會，從上至下；從官方到民間；從社會到狀元家庭，其實無不還在眩暈于“高考狀元”的光環中，大家都在將“高考狀元”當作“一榮共榮”的“魔戒”，每個圍觀、環拱期間者，都想從中分一杯自己要的“羹”——“高考狀元”，不過是這種集體功利主義情境下的“公共消費品”而已。

不改變學習的目的性，不重新認識學習的意義與價值，而只把學習當作獲取功利的工具，則人就往往會為工具所左右，成為工具的奴隸，而非是駕馭工具的主人和智者。只有不斷弱化學習的功利性，讓學習成為個人成才、國家育才的重要途徑，而非獨木橋，則高考狀元的光環，就會慢慢歸于平常與淡然，為高考狀元“標價舉牌”式的重獎，也就會失去功利圍觀的哄動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