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缺席，良心何處安放

【讓感情的歸感情、理性的歸理性，呵護專業理性，涵養社會理性，避免好心辦壞事，對于一個身處轉型期的國家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

這幾天，兩個有關刑罰的話題，引發輿論熱議。一個是“拐賣兒童判死刑”的呼吁，一夜之間刷屏微信朋友圈；一個是目睹妻子遭人強暴，丈夫田某砍死施暴者被判無期。沸騰的輿論，觸發“法治中國”背景下一個啟人深思的問題：我們如何抒發情感，又怎樣訴諸理性？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兩個話題的發酵，擊中人心的柔軟處，激發了人們的同理心。看到被弄瞎眼在街頭乞討兒童的照片，有誰不會對拐賣兒童義憤填膺？倘若目睹自己的妻子被人強奸，又有多少人不會怒發沖冠？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何“判死刑”的倡議，引發了海量轉發；為何對田某的判決，出現了反對聲音。

在這樣的語境下，你如果有不同意見，很可能意味著冒險。反對一律判處人販子死刑，可能被斥為冷血，“如果是你的孩子呢”？認為丈夫田某不該殺人，則可能被視為懦弱，“你還算是男人嗎”？輕者，可能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質疑，或是“理中客”的嘲諷；重者，也可能是網絡上的語言暴力，以及現實中的人身攻擊。這樣的案例，近年來并不罕見。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看到了細致的討論。

比如，對于拐賣兒童的定罪問題，有人表示，全部判死刑并不符合刑法常識，就拿最嚴厲的故意殺人罪來說，最高可以判死刑，最輕可以三年有期徒刑；還有人擔心，如果不分情節輕重一律“死刑伺候”，那些犯罪情節輕微的人很可能會不惜犯下更可怕的罪行，這樣反而對被拐賣的孩子不利。

再比如，丈夫田某是否“正當防衛”，以及能否免責，關鍵要有說服力的證據。而根據溫州中院6月18日的情況說明，田某“為報復而持刀砍擊張某的行為，并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立法的時候，“法不外乎人情”，但執法的時候，卻應當“法不容情”。正如有律師所言，“以暴制暴”砍死強奸者即使再“可以理解”，也是非理性、非法的。如果允許一次“以暴制暴”，就有更多的“以暴制暴”，長久以后，所有人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證。

在這個意義上，理性與情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在社交網絡時代，點個贊很容易，轉發也是舉手之勞，但我們的判斷力在哪里？如果只是由情感驅使，善心未必能結出善果。正所謂一事當前、先問真假，“對于事實問題的健全的判斷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礎”。就拿這次討論的這兩件事來說，許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我國刑法對拐賣兒童，最高刑本來就有死刑的規定，實踐中也有過先例；對現實中的“特殊防衛”，刑法也有著明確的界定。

信息過剩、理性稀缺，這是今天我們必須應對的挑戰。面對熱點事件，我們每個人都很難在短時間內全面掌握信息，也不可能熟知各個領域的專業知識。越是在這個時候，越需要媒體繃緊倫理之弦，不能為了商業利益，不負責任地轉發煽動情緒的東西，或者出于某種目的剪裁信息，看似十分關心，實則漠不關心；看似充滿責任，實則毫不負責。

專業人士和機構，更應該以專業理性肩負起專業責任。對上面的兩個話題，有不少專業人士，“目光在法律和事實之間來回穿梭”，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和建議。反觀浙江溫州中院的判決書，確有令人遺憾之處：把“被害人”寫成“辯護人”，案發時間一會兒是“2006年”一會兒又是“2013年”，瑞安市寫成了“瑞案市”……溫州中院經自查，也坦陳“本案審判文書確實存在若干錯訛。”行文如此粗疏的判決書，很難讓人信服法院在判決過程中的嚴肅與嚴謹，以及量刑是否考慮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盧梭說過一句話，“良心盡管它不依存于理性，但沒有理性就不能得到發展”。讓感情的歸感情、理性的歸理性，呵護專業理性，涵養社會理性，進而培養公民對法律的信仰，促進公眾對法治精神的理解，避免好心辦壞事，對于一個身處轉型期的國家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