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玩牌被重罰，自由裁量太模糊

8個大學生去山東泰安旅游，以1元為底在賓館打起牌來，被警方抓獲后，當場收繳賭資920元。當地警方認定，8人一起賭博構成聚眾賭博情節，做出治安拘留15天，并處罰款3000元的“頂格處罰”。（6月10日《南方都市報》）

“炸金花”是典型賭博方式，而且是8名大學生一起參與，盡管底子只有1元，但嚴格說起來仍然算是聚眾賭博。依法應該受到治安處罰。但具體到處罰的尺度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警方的說法，“聚眾賭博”屬于“情節嚴重”，即便是定性準確，拘留與罰款也有可裁量的空間。如果綜合考慮賭的大小、賭資的多少以及大學生身份等因素，以教育為主給予從輕處罰，未必不是合理的選擇。換言之，“頂格”的處罰合法，難逃畸重的嫌疑。

其實，民間對于帶彩娛樂與法律意義上賭博的定義，也有不少的分歧，相當多的人把有一定輸贏的“賭博方式”的活動，如打牌、打麻將等，視作帶彩娛樂，約定俗成的說法是“沒大輸贏，不賭家當”就不算是賭博。“帶彩娛樂”的泛濫，消解了社會對法律意義上“賭博”的認識，也使得治理賭博落入法不責眾的窠臼。相反，在治安管理上，抓得過嚴，容易留下“抓賭為罰錢”的口實，再加上管理面太大，治理相對偏軟。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大學生“1元賭博”給予最嚴治安處罰，很容易讓人莫名驚詫，認為警察“小題大做”，留下治賭作為任性的質疑。

“1元賭博”的處罰引爭議，折射出依法治賭方式短板，還可以看到一些執法陋習：自由裁量權太模糊。在執法機關內部存在著績效考核，一些執法辦案單位為了完成指標，在自由裁量權內往往就高不就低。而事實上，自由裁量權的使用是一種懲戒行為，直接關乎合法權益。因此，尤其是一些寬泛“彈性”條款在執法中“從輕”或“從重”，更必須慎之又慎、強調程序的效用性，既防止管理上的“一曝十寒”，也避免處罰上“拉橡皮筋”，體現法治經常性、公正性的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