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高考槍手，法律不能缺席

這可能是史上時間最快一次對高考“槍手”進行曝光的案例。今年高考第一天，《南方都市報》以“現在進行時”的方式報道，湖北個別高校多名大學生加入高考替考組織，試圖通過充當“槍手”牟利。目前，警方已控制代考嫌疑人，江西省教育部門也已介入調查。

早在去年11月，該報社記者即與高考“槍手”組織成員接頭，以臥底方式混入該組織，一路進行跟蹤調查，最終掌握這個高考替考組織的內幕。記者臥底高考替考組織，其中過程想必十分驚心動魄。但相關報道在網上傳開后，并沒有贏得滿堂喝彩，反而出現不少質疑聲音。批評焦點集中于，記者為何不在考試前報警，而是進入考場參加考試。有人認為，記者替考也屬于違法行為。

我對記者以臥底身份參加考試過程，不是沒有疑問。記者若想驗證假身份證件能否混入考場，只需要通過身份查驗環節即可，無須參加考試。但我更想說，對記者調查如何更合宜的討論，不該沖淡對替考事件本身的關注。

高考“槍手”現象，就像高考制度的牛皮癬，是對高考公正性的挑戰與傷害。遺憾的是，這一現象不僅沒有絕跡，近年來反倒隨著高考身份查驗技術和監管手段的升級而更新換代，呈現出組織化、團伙作案的特征。去年曝光的河南杞縣高考替考事件，就牽涉到考生家長、中介人員、槍手以及替考組織人員和充當“保護傘”的有關官員，儼然形成一條黑色產業鏈。

這次曝光的江西替考事件，更多事實仍有待于調查，但從目前情況看，問題已非常嚴重。替考組織采取跨省作案手段，人員分工明確、行事隱秘。尤為駭人的是，其偽造的身份信息竟然保存于江西教育考試院系統，在江西教育網上，還可查詢到照片顯示為替考者的高考學生體檢報告。究竟哪些人在為這個替考組織鋪路，這背后又牽涉到哪些部門，不免讓人有所聯想。

替考組織的猖獗行為，暴露出有些地方高考現場監管的軟肋。如報道指出的，依靠肉眼識別身份證準考證存在漏洞。每年高考，各地都如臨大敵，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加以保障。據報道，有的地方今年還采取無人機進行監考。為何在至關重要的身份查驗上，手段和技術卻如此落后？各地要做到身份信息聯網識別，相信并非難事。如公安部門和酒店旅館就有身份信息聯網制度，不妨把這些技術手段應用于高考身份查驗流程。

更重要的是，在如何提高替考行為的違法成本方面，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按照相關辦法，找人替考者，考生面臨的處罰是取消本次考試科目成績，最高停考3年；替考者若是在校大學生，給予開除學籍處罰。可對那些主事者如中介人員、監考人員，只是簡單規定參照相關法規黨紀進行處理，其結果往往以行政處分代替法律懲罰。杞縣替考事件中，有涉案人員稱，自己做替考業務3年，“一點事都沒有”。如此，對替考行為又怎能形成足夠的法律震懾力。

道高一尺，魔必須高一丈。江西替考事件警示，是時候盡快出臺《考試法》，以“作弊入刑”等方式抬高替考的違法成本。例如，2010年有內地學生被人請到香港做“槍手”，持假身份證為香港學生應考美國的大學入學考試，結果被當地法院以串謀詐騙罪判刑入獄半年。這并不是說，只要立法規范就能一勞永逸地根除高考作弊、替考等行為，但杜絕這些行為，法律不能缺席，更不能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