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煙可以“最狠”，“家規”豈能蓋過國法？

6月1日起，北京將實施控煙條例，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室內區域等范圍內禁止吸煙，違反禁令最高罰款200元。但在大渡口一家公司的員工看來，這個“史上最嚴”，根本不值一提。三年來，這家公司的禁煙令不斷升級，從最初罰款兩百到罰款五百，更恐怖的是，如果只見煙頭不見人，那就全員“連坐”罰款，連老板自己也不例外。（5月26日《重慶晨報》）

抽煙從罰款200激增到500，堪稱最狠。重罰之下，必有奇效。無煙環境自然皆大歡喜，但日蹙重罰，卻不能讓人恭維。

從法律層面看，我國的《勞動法》規定：企業在管理過程中，對員工的罰款只能對員工的獎金部分進行調整，不能扣除工資，且罰款數額不得超過當月工資的20%。如果這家企業的工人工資尚未達到1萬元，那么，罰款500元無疑是違法的。

而從權利角度看，吸煙雖是陋習，害人害己，但吸煙有著深厚的心理基礎，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上，都很難做到“斬立決”。只要吸煙者不違反法律規定，吸與不吸，都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而連坐攤責，雖可全員監控，但無錯“躺槍”，既違法，也侵權。看似有效的管理措施，其實是一種赤裸裸的強者對弱者的欺凌。

沒有規矩，難成方圓。一家企業要規范經營管理，對員工行為進行規范，自然離不開制定規章制度，這是企業的自主權。但任何權利都不是絕對的，都離不開法律底線。尤其像這種用“合法化”的外衣裹蓋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更有欺騙性，哪怕主觀目的再純善，都不該被允許。

不允許何以能堂而皇之出臺？原因無外乎里三方面：一是個人方面。企業職工處于弱勢地位，端穩飯碗不易，于是選擇忍氣吞聲；也可能是自我法制意識淡薄，權益被侵犯不自知。二在企業方面。既然“管理效果”能立竿見影，自然會樂此不疲。此前曝于報端的諸如員工被集體搜身、遭體罰打罵、被強制加班等違法行為，皆是如此。三在監管部門。按理說，作為“娘家人”的相關執法監管部門，應時刻履行好監管職責，為工人撐腰，但事實往往并不是這么回事。

別說發現難，即便發現，處理起來輕描淡寫，甚至不了了之，現實中并不少見。監管乏力，處置“疲軟”，不管是出于地方經濟考量而不愿得罪企業的心態使然，還是出于其他目的，都是懶政惰政。如果因為企業祭出的“按企業規定行事”順應“控煙”大勢，而呵呵一笑而過，更是不可小覷的問題。

從本質上說，市場經濟本也是法治經濟。在法治建設大背景之下，道德范疇的只能歸道德，法律領域的必須歸法律。如果因為控煙利好就讓“家法”隨意逾越國法，那該如何規范勞動關系？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又如何維護？于此而言，當地有關部門有必要慎重其事地對企業進行規范糾偏，把控煙措施引到法治路徑中來，切不可讓企業違法家規如此任性逍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