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信訪強司法是有效維權內在要求

【信訪部門也應光明正大地承認，信訪就是“群眾跑來跑去、領導批來批去、部門轉來轉去，最后還是哪里來哪里去”。只有這樣，才能推動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已正式實施的“訴訪分離”。】

5月13日，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張恩璽向媒體介紹《信訪條例》修訂實施十年來成效和當前面臨形勢時表示，不能簡單把信訪與維穩等同起來，更不能把上訪人員當作“維穩對象”，這是與法規規定相悖的。

國家信訪局高官的這一表態，讓人聯想到慶安縣槍案。事發后有消息稱，徐純合系老上訪戶，因此被民警作為“維穩對象”阻擋乘車。當地一些職能部門和基層政府則回應稱，徐不是訪民，也沒有徐上訪的記錄。當地是否存在“截訪黑名單”，仍需等待公安部的調查結論。但倘若憑一紙“黑名單”就剝奪了一些公民的正常出行權，不但無助于糾紛解決，也無助于為當地實現維穩。維穩的前提絕不是剝奪公民權利，而恰恰是如何去有效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當然，信訪其實很難實現信訪人合法權益。現行“信訪條例”將各地信訪工作機構的職責描述為：“受理、交辦、轉送信訪人提出的信訪事項”以及“協調處理”、“督促檢查”信訪事項等。因此從法律上說，信訪部門就是一個協調機構和督促機構，或者說，它是一個“中轉站”。在現實生活中，信訪也被調侃為“群眾跑來跑去、領導批來批去、部門轉來轉去，最后還是哪里來哪里去”。

也許這個段子很難讓信訪工作者接受，但它說出了一個基本事實。張恩璽昨日也談到，信訪工作通常講三句話，“切實維護合法權益”，“及時反映社情民意”，“著力促進社會和諧”。這里的“切實維護合法權益”，主要是維護信訪人的批評、建議與控告、申訴權，而非實質的信訪糾紛解決。

從信訪部門的“協調、督辦”角色定位出發，我們不難看到實踐中的背離。很多地方對信訪及信訪制度的宣傳，遠超過了“中轉站”說。十八大前，信訪宣傳的主旋律，是信訪部門如何為信訪人“排憂解難”并解決實際問題。所謂“信訪不信法”，一方面是訪民的自身感受和自我想象，另一方面也是宣傳機構和信訪部門的有意引導和刻意強調。

訪民之所以“信”訪，“信”的不是“信訪制度”，而是相信自己終能遇上一個可說服的領導。有了更高層級的領導介入，信訪人的信訪事項才有解決的可能。這一路徑實質還是人治，是法治的悖反。

在法治的視角里，維權與維穩是一致的。維權才能維穩，不維權只會越維越不穩。任何對個人權益的侵犯，都將埋下不穩定的火種。要為民眾有效維權，就要疏通司法救濟管道，并“使群眾由衷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同時，信訪部門也應光明正大地承認，信訪就是“群眾跑來跑去、領導批來批去、部門轉來轉去，最后還是哪里來哪里去”。只有這樣，才能推動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已正式實施的“訴訪分離”，真正使信訪的歸信訪、司法的歸司法。同時，加快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對司法的監督制約機制，使司法正義普遍可預期，使司法救濟普遍可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