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領導干預司法關鍵在問責

【拉起“警戒線”之后，如何保證嚴格執行不被突破，如何持之以恒地對干預司法的行為進行問責追究，才是決定這項制度成敗的關鍵】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建立防止司法干預的“防火墻”和“隔離帶”，為領導干部干預司法劃出“紅線”。

公正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領導干部借助權力插手具體案件，無論出于什么目的，最終都傾軋了司法的獨立與公正。為解決司法實踐中的這一突出問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此次出臺《規定》，就是具體落實四中全會的部署，突破長期以來掣肘司法公正的現實困境，為司法創造獨立的制度環境。

《規定》一共十三條，條文不多，但內容卻很豐富。既明確了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五種具體情形，設定了相關的責任后果；又對司法人員全面、如實記錄作出具體要求。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三項制度緊緊相扣，為現實中的領導對待司法立下新規。

實踐中，領導干預司法的情形大致有如下幾種：一是出于個人私利，為案件當事人請托說情；二是出于地方利益或部門利益，對案件處理提出傾向性意見；三是帶著實現公平正義的“良好愿望”違規插手案件。與第一種情形相比，后兩種往往容易獲得人們的寬宥，因而也更加值得警惕。例如，有的政府部門以公文公函等形式，直接向司法機關發號施令。殊不知，無論插手、干預司法的初衷為何，本質上都是對司法規律的背棄。

放在整個司法改革的框架下審視，《規定》可能帶來的良性改觀值得期待。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官員干預司法是出于官僚體制，而要遏制領導干預司法可能也需要借助官僚體制。正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在現有的官僚體制內，領導干部在乎的往往是政績牽引和懲戒評價。通報、處分、問責，這些看似行政化的手段，卻很可能讓領導干部心生忌憚，從而為其干預司法拉起“警戒線”，通過嚴明的問責令權力在司法面前保持安分守己。

當然，在黨領導司法的語境中，談論領導干預司法的話題，始終面臨一個難題，便是如何科學厘清對司法的正常領導與插手干預的界限。《規定》并不能就此提供準確無誤的操作性指引，還需要在實踐中作出判斷。拉起“警戒線”之后，如何保證嚴格執行不被突破，如何持之以恒地對干預司法的行為進行問責追究，才是決定這項制度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