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快的合并的“非互聯網解讀”

盡管事前已有部分媒體透漏信息,滴滴與快的的戰略合并還是令不少人感到錯愕。畢竟,這兩家公司自去年以來展開了多輪市場份額爭奪戰,而且均采取發放現金補貼給司機及乘客的方式,并為此燒掉了數億元“真金白銀”。如今一朝合并,與優酷和土豆合并的先例一樣,被業內人士解讀為互聯網時代的商業競合。

各家媒體基于互聯網行業視角的解讀已有很多,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滴滴快的合并一事,其實展現了互聯網新經濟對部分傳統政治經濟理論的再次驗證。

首先,滴滴與快的合并,至少說明在互聯網新經濟領域也應慎言“市場失靈”。滴滴和快遞的競爭與合作表明,一些不合邏輯的資源錯配行為,或許會在短期內劇烈呈現,但從中長期來看,市場仍然會自發地找到優化資源配置的方法。反倒是輕言“市場失靈”而呼吁監管部門介入,更容易帶來不可控的后果。

從滴滴快的正式展開“燒錢大戰”起,不少人便擔憂此種競爭不僅短期不賺錢,而且長期來看也無法建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甚至會擾亂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和心態,最終惡化公平合理的市場交易基礎。隨著兩家公司完成融資,“燒錢大戰”愈演愈烈,不僅令上述擔憂持續加深,也催生了“互聯網新經濟是否容易出現新型市場失靈”的質疑,還出現了要求工商部門“管一管無序競爭”的聲音。

如今的合并,無疑為上述擔憂給出了答案:即便是在互聯網新經濟領域,資本的耐心終歸有限度。如果比賽燒錢解決不了為股東賺錢的問題,那就用合并來解決——盡管這不一定是最優的辦法。而對這種事情,監管部門即便貿然介入,也只會陷入“做便是錯”的窘境。

其次,滴滴快的合并,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證明,相較于單純的技術革新,依托技術革新實現對傳統壟斷格局的動搖,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總福利的增加。而這對互聯網新技術企業來說,顯然具有特殊的意義。

正如滴滴打車CEO程維所言,移動出行的社會價值,在于通過滴滴快的這樣的技術平臺實現既有交通資源的“復合性整合利用”。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將同一時間閑置的出租車、商務租車乃至私營巴士資源調動起來,對接實時需求。然而,回顧滴滴快的迄今為止的發展歷程,人們卻可發現,滴滴快的對出租車資源的調動能力始終是“受限制的”:如果有補貼,則調動能力強,甚至到后期變成了有大額補貼,調動能力才強；不少安裝了滴滴快的平臺的出租車業者仍然會“挑活揀活”,甚至有的拒載行為還由此找到了更“理直氣壯”的理由。同理,雖然有了用戶評價體系,但如溫州等地的部分出租車業者,依然會出現主動攬客拼車等影響用戶體驗的行為,卻毫無忌憚。

顯然,出租車業者的行為是符合個體經濟理性的。而滴滴和快的對一二線城市出租車行業的覆蓋率也算是足夠廣泛,可移動定位、智能響應以及用戶評價匯總分析等新型技術的應用,卻并不能改善及規制部分出租車業者的不良經營行為,起到充分配置交通資源的作用。

究其原因,仍然在于出租車公司的牌照壟斷制度,使得滴滴快的充其量實現了在有現金補貼時,能用補貼滿足出租者業者的壟斷收益要求,而令乘客更方便打到車。而這并不是社會總福利的增加,而只是滴滴快的代替乘客支付出租車壟斷收益,且這種代替是極其有限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隨著滴滴快的開拓出“商務專車”服務,使用專業化程度更高的租車公司車輛,輔之以補貼價格杠桿,滿足部分乘客出行需求后,便在事實上對出租車的營運需求形成替代,從而在不創設新牌照的情況下,對原有的牌照壟斷制度形成動搖,更提高了交通資源配置的效率。

而滴滴快的的合并,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移動出行行業圍繞出租車領域的競爭將逐漸平息,取而代之的則是在專車市場上,由滴滴快的,與易到用車、神州租車以及國外巨頭Uber的全面競爭。而如前所述,這樣依托互聯網新技術而不斷動搖傳統拍照壟斷的競爭,從長期來看,也將令出行市場趨近“瓦爾拉斯均衡”,增加社會總福利,也實現滴滴快的等企業定位的社會價值。

最后,最有意思的問題是:滴滴快的合并后的所謂“聯合CEO架構”,究竟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創新,還是一種很快會回歸傳統公司一元制的過渡模式,抑或只是一種類似“辛迪加”的隱形同業聯盟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