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信息泄露不能仰仗個體維權

新華社1月11日播發了《你的信用卡個人信息“只花5毛錢就能在網上買到”？——銀行信用卡信息泄露調查》報道，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專訪時回應：公民可通過“12377”舉報電話等多種方式維權。（2月1日《今晚報》）

僅花費5毛錢，就能買到個人信用卡的用戶信息，媒體的報道，再度引發社會對于居民信息泄露現象的關注和擔憂。對此，國信辦相關負責人及時出面回應詳細指導消費者如何通過“12377”舉報電話等三種方式維權，值得肯定。

應該看到，在保護個人信息方面，有關部門依法監管和民眾個人主動維權，二者缺一不可。而增強公眾維權意識，教居民如何自我維權，這本身也是有關部門的職責所在。不過，在現實語境中，維權方式看似可以自由選擇，但維權道路卻并不平坦。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朱巍指出，“侵權訴訟需要原告證明因果關系，這個比較有難度。”在個人信息泄露事件中，公眾作為受害者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即使眼睜睜看著網上自己的信息鋪天蓋地，本人也不堪各種推銷、詐騙電話的騷擾，卻并不知道這些個人信息是從哪個機構、通過什么渠道泄露的。縱然對某家銀行、某個網站心存懷疑，但囿于信息不對稱，往往難以有充分的證據舉證維權。

同時，懲罰機制缺失，使得信息泄露維權呈現出“高成本、低收益”的不對稱。目前各級法院在審理個人信息泄露訴訟時，大都以侵犯個人隱私權要求當事方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而受害者付出了巨大的訴訟成本，也只是贏得官司，很難獲得損害賠償。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調研顯示，在因個人信息泄露而導致被犯罪分子侵害的被調查者中，僅有4%左右的人進行過投訴或提起過訴訟。2013年10月，“2000萬開房信息”在網上泄露后，只有上海人王金龍為此將曾入住過的酒店告上法庭，最終也以敗訴告終。而2015年考研信息泄露曝光后，又并未指出違法相關機構或個人。

監管部門教公眾維權是必要的，但不能仰仗個體維權，坐等投訴舉報。一方面，有關部門應主動出擊，及時發現非法收集、泄露、出售個人信息行為，加大打擊力度。一些企業如果泄露了個人信息，哪怕構不成犯罪，也應該進行高額處罰。同時，引入公益訴訟，由各級消費者組織代表公眾進行維權，從而改變博弈雙方力量不對等的格局，打消一些商家店大欺客的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