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四中全會精神 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

【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

基層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按照法律來管理基層事務，即基層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活動依照法律管理，公民的所有行為依照法律進行，使基層的一切需要和可以由法律來調控的活動和工作，都納入規范化、法律化的軌道。基層法治建設，是依法治國在基層的具體實踐，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從現在到2020年這一階段，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時期，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從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高度出發來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

（一）改革開放以來，基層治理法治化取得顯著成效

我國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完善，村委會組織法、城市居委會組織法修訂實施，地方性法規不斷修訂完善，社區居委會建設、社區服務體系建設、村委會換屆選舉、村級組織運轉經費保障機制等文件先后下發，為城鄉基層群眾自治實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基層自治組織建設不斷加強，載體不斷健全，群眾自治組織基本實現了全覆蓋，新型城鄉自治組織不斷涌現。各地基層審判、檢察、公安和司法行政機關及其派出機構建設不斷健全，司法服務更加貼近群眾、便利群眾。隨著一系列有關法律法規頒布，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相關法律體系基本建立。可以說，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基層治理已經步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

（二）我國基層治理法治化存在的問題

基層法治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客觀來看，與依法治國的目標任務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存在不少問題：在立法方面，立法沖突現象突出，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或者不同部門規范性文件相互矛盾沖突，在某些領域還存在立法漏洞，已經存在的社會關系沒有法律法規來調整。一些立法過多地體現部門和地方利益，為部門和地方通過自行立法謀取自身利益創造了條件。比如，隨意設置審批、特別許可和收費等。而與此同時，在一些行政法規、規章的起草、審查過程中，廣泛聽取意見特別是聽取基層群眾意見不夠。比如，在涉及城市建設、市場物業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拆遷管理辦法、環境資源保護、見義勇為等方面，由于舉行立法聽證不夠規范，一方面造成群眾意見很大，另一方面嚴重影響了行政法規、規章的質量。另外，一些法律法規中的具體條款已經不適應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沒有及時進行“立、改、廢”，在一些基本法和單行法之間、法律法規與實施細則之間、原則規定與具體措施之間，還沒有完全配套，必須抓緊研究、抓緊改。在基層法治隊伍建設方面，公檢法力量和行政執法力量不足問題很突出。以浙江省為例，浙江全省常住人口接近5500萬，而警力不到7萬人，萬人警力約12.5人，基層警力更為不足。法官、檢察官配置也嚴重不足，全省法院編制不到1.4萬人，一名法官一年平均要辦近200個案件，難以確保辦案質量。政府法制機構力量更為薄弱，有的縣級政府法制機構只有2—3人，有的還是兼職，難以適應履職需求。在社會法治意識方面，部分基層干部人治思維和官本位思想仍很嚴重，習慣于“做工作”“講人情”的工作方式，憑經驗和個人想法作決策、下命令，甚至不懂法、不用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基層群眾法律意識不強，學法、守法、用法氛圍不濃，“信訪不信法”“越法違法維權”較為普遍，基層法治意識整體亟須增強。

（三）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打牢基礎

基層是社會的細胞和基礎，基層法治建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直接影響著國家整個法治化進程。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實現依法治國的目標，必須以基層為基本載體。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由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深刻調整，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大量存在于基層，基層化解矛盾和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在增加。特別是隨著我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加快，城市制度結構和社會結構加速轉型，城市基層治理日益復雜和任務加大。與此同時，城市基層治理組織體系不適應性日益突出，城市法治型、服務型政府建設相對滯后，社區居民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不高，城市基層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層出不窮，維護社會穩定成為城市基層治理方面的重要任務。面對新的形勢，要密切干群關系、理順群眾情緒、解決各種糾紛、有效解決各種影響社會穩定的矛盾和問題，必須運用法治的手段，把問題解決在基層，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可以說，基層治理法治化是為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保駕護航的必由之路，是落實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黨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

二、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戰斗堡壘作用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發揮基層黨組織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增強基層干部法治觀念、法治為民意識，提高依法辦事能力。這是我們黨根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形勢，對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和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