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官員收紅包不能光靠承諾

記者23日從四川省成都市紀委監察局獲悉，成都市下發了《關于開展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問題專項整治實施方案》，從即日起至12月底，成都將集中整治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問題；12月5日前，所有領導干部都將公開承諾“拒收不送紅包禮金”。（11月24日《華西都市報》）

公務員承諾不收紅包，這樣的事情，不斷在一些地方上演。去年，安徽宿州市委書記、市長等34名市級領導帶頭簽訂“杜絕紅包現象，純潔人際關系”承諾書；今年，四川省遂寧市商務局簽訂“不亂發財物，不收受紅包”承諾書……不可否認，類似的“不收紅包承諾書”，充滿了善意初衷。可是，公務員不收紅包是依法行政的應有之義，也是最起碼的常識，如果不讓法律法規變得更具可操作性，也不加強監管，而是讓公務員自行承諾，這樣的做法能見多少成效，就值得懷疑。即使公務員自己不收紅包了，老婆、孩子還是可能收吧？運動式地清理公務員收紅包，恐怕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以此次成都市的整治方案來看，雖有亮點，如將查網絡電子錢包，這是為了防止“收紅包”方式的轉變；但此次整治亦有不少軟肋，如收取紅包者，最多就是公開曝光、內部通報等處罰，這樣的懲戒，顯然難以形成足夠的震懾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為紅包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東西，我們完全可以學習香港、臺灣地區的成功經驗。以臺灣地區為例，2011年就通過了“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不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受賄者訂有罰則，而且向公務員送紅包的民眾、廠商也要承擔刑事責任。再如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眾向政府人員送紅包是很常見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這樣的行為便漸漸消失了。

從這些經驗來看，禁公務員收紅包，靠承諾不如靠法治。畢竟，給公務員送紅包的背后，難免有利益兌換，也難免有貪腐的嫌疑。那對于任何的收紅包行為，不妨以受賄罪處理,可讓專門的機構進行監督管理。自然，要達到這樣的良性狀況，還需立法先行，讓一切成為制度設置的“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