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23日從四川省成都市紀委監察局獲悉,成都市下發了《關于開展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問題專項整治實施方案》,從即日起至12月底,成都將集中整治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問題;12月5日前,所有領導干部都將公開承諾“拒收不送紅包禮金”。(11月24日《華西都市報》) 公務員承諾不收紅包,這樣的事情,不斷在一些地方上演。去年,安徽宿州市委書記、市長等34名市級領導帶頭簽訂“杜絕紅包現象,純潔人際關系”承諾書;今年,四川省遂寧市商務局簽訂“不亂發財物,不收受紅包”承諾書……不可否認,類似的“不收紅包承諾書”,充滿了善意初衷。可是,公務員不收紅包是依法行政的應有之義,也是最起碼的常識,如果不讓法律法規變得更具可操作性,也不加強監管,而是讓公務員自行承諾,這樣的做法能見多少成效,就值得懷疑。即使公務員自己不收紅包了,老婆、孩子還是可能收吧?運動式地清理公務員收紅包,恐怕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以此次成都市的整治方案來看,雖有亮點,如將查網絡電子錢包,這是為了防止“收紅包”方式的轉變;但此次整治亦有不少軟肋,如收取紅包者,最多就是公開曝光、內部通報等處罰,這樣的懲戒,顯然難以形成足夠的震懾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為紅包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東西,我們完全可以學習香港、臺灣地區的成功經驗。以臺灣地區為例,2011年就通過了“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不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受賄者訂有罰則,而且向公務員送紅包的民眾、廠商也要承擔刑事責任。再如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眾向政府人員送紅包是很常見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這樣的行為便漸漸消失了。 從這些經驗來看,禁公務員收紅包,靠承諾不如靠法治。畢竟,給公務員送紅包的背后,難免有利益兌換,也難免有貪腐的嫌疑。那對于任何的收紅包行為,不妨以受賄罪處理,可讓專門的機構進行監督管理。自然,要達到這樣的良性狀況,還需立法先行,讓一切成為制度設置的“標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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