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款治理廣場舞凸顯城市管理焦慮

日前，《廣西壯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其中規定，廣場舞噪音擾民，最高可罰5萬元。對此，網友們調侃：大媽們可能要哭了。（《柳州晚報》）

在保證老年人權益的同時，維護其他市民正常權益和城市管理秩序，也需要對廣場舞擾民現象進行必要的干預、治理。

只不過在廣場舞的治理上，著實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治理能力和智慧。廣場舞作為一種老年人健身、休閑權益的“載體”，具有公民權利保護的天然屬性，注定不能以某種強硬、粗暴甚至野蠻的官方權力來進行限制、干涉，否則必然會遭致民間輿論的吐槽甚至炮轟。在這個問題上，必須特別注重權利與義務、權力與權利的平衡，兼顧大媽們和市民們的權利需求，以及城市公共秩序治理的需要，找到其間的有效平衡點，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一句話，廣場舞治理堵不如疏、管不如教，罰款手段難以成為靈丹妙藥。

一方面，對具有正當性基礎的廣場舞大媽們罰款處罰，可能會遭致民意的吐槽；一方面，廣場舞參與者眾，幾十乃至數百人，組織者、領舞者、跳舞者、放音響者各有其人，在噪音中所起的作用也各有不同，噪音也會時有時無、時大時小，執法實踐中必然遭遇難以取證、難以界定、難以執罰的尷尬，還會遭致法不責眾的困擾。

而一旦對手無縛雞之力的城市大媽們——并非人們思維習慣中和事實上的奸猾歹惡之徒，祭出罰款高達5萬元之巨的“殺威棒”，除了嚴重不符合行政處罰的比例原則，處罰顯然過當之外，背后暴露的是城市治理的急功近利、急躁冒進和另一種“黔驢技窮”，凸顯城市治理不能的焦慮心態。而這，也勢必會遭致公眾輿論的廣泛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