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機構“瘦身”還需回歸依法行政

命名五花八門——領導小組、協調小組、委員會、指揮部、辦公室；時間自主掌控——常設型、階段型、臨時型；涵蓋行業廣泛——足療保健、鏟除豚草、西瓜辦、饅頭辦、生豬辦……地方層面到底有多少個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13萬余個。“協調機構”過多、過濫，令人瞠目的數據背后，是對“機構法定”原則的淡漠。（10月22日新華社）

饅頭辦、西瓜辦、足療辦……這些年的各種“領導小組”、“協調小組”等，其名稱的確是“沒有最驚人只有更驚人”。很多“協調機構”的誕生，一開始的確有著良善初衷，如集合各部門的力量，化解“九龍治水”的尷尬，讓事情辦起來更有效率、推進起來更加迅速。

但遺憾的是，有些事情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眾多“協調機構”，其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的確是弊端重重的。一則，“一把手”身兼數職，根本無暇顧及問題的解決；二則，不少“協調機構”成為“空殼機構”、“紙面機構”，一年到頭，未必能解決一個問題；三則，更令人憤怒的是，一些機構還經常發布“紅頭文件”，并借此創收，這完全背離了制度設置的初衷；四則，一些重大事件面前成立的領導小組，往往有淪為“替罪羊”的嫌疑。

在這樣的現實境況下，“領導小組”、“協調小組”飽受質疑與非議。一旦這些“小組”無法完成其良善初衷，“被撤銷”則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遺憾的是，一邊是削減的領導小組，另一邊則是如雨后春筍一般冒出來的“領導小組”，這顯然不是公眾期待看到的結局。給“協調小組”瘦身如同割韭菜一般，便需拷問制度設置本身了。

自然，這般說法，并非說“協調機構”一無是處，只是說，如果各部門依法行政、責任劃分清晰、責任落實到位，又何須成立這種臨時的“小組”呢？更何況，這些臨時成立的小組有沒有行政權本身，也是存疑的。

因而，協調機構“瘦身”，還需依法行政“增肥”。可以說，只有一切的問題、事情，都回歸到制度化、法律化的路徑求解了，“協調小組”才沒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了。而即便不得不設立“領導小組”，也應交由人大授權，同時，與之配套的論證程序、監督程序等，也是不可或缺的。

□ 龍敏飛（云南 自由職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