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應該細到什么程度？

最近與新加坡的一位管理人員聊天，對方談到她經歷的中國和新加坡公私財務管理在細節上的不同。中國一些機構給公務人員配備手機，這種情況下話費由公司出的例子也不少。通常情況是，不論是打給公務相關的人員，還是打給自己家人的私人電話，一律都由供職的機構買單。

這一點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并不意外，但這位新加坡的朋友卻感到意外。她說，新加坡一些公共機構或企業也會給高層配備公務使用的手機，但每個月的話費單據都要拿出來，哪是公，哪是私，一項一項都要圈劃清楚，私人通話自己買單，公務通話則可由公司買單。

再找另一位在本地企業任職的朋友查證，證實一般也會將公私通話分清楚。

細想之下，公私之分不難分清，關鍵是我們是否有將公私分明的原則貫穿到每一細小領域的意識，盡可能減少灰色地帶。對于預防腐敗來說，如此“積跬步”，方才有可能最終“致千里”。在新加坡，對公務員操守的細節規定往往令人覺得細小到有些瑣碎或挑剔。

但即便如此，也無法完全杜絕腐敗的發生，在已經很清廉的大環境下，新加坡人還是在不斷地亡羊補牢，發生貪瀆案件之后，決策者通常會相應地審視制度，查漏補缺。不久前，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曾公布一起挪用公款賭博的案子，案發后當局收緊了對公務員進賭場的規定。

令貪腐之人聞名喪膽的貪污調查局職能設置中，除了調查貪腐之外，同等重要的是協助審查各機構的條文規定，看是否有容易誘發腐敗的薄弱環節，提出改進建議。

雖然并非具體可見但卻時時緊抓的，則是對一些基本原則的堅持，尤其是避免涉嫌公私利益抵觸或利益輸送的做法。以這一原則來檢測規定是否有應當明確的漏洞，并堅持通過執法將不容忍利益輸送的信號發出去，假以時日，反腐才能有更加清晰可見的框架。

正是本著這一原則，新加坡的一些政聯企業內部已有的雇員或新的人事任命如果與公司董事或高管有親屬關系，則需要公開申報。同樣，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在采購自行車時，雖然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但一名負責采購的經理沒有申報與投標者的關系，也被調查。

而為了保證大環境的廉潔，新加坡也使不可暗中輸送利益的原則適用于私人企業。一家餐館的大廚接受了蔬菜銷售人員的回扣，被治以腐敗罪名，依據的原則是他這樣的做法，很可能損害雇主的利益。一些行業拿回扣的做法如果涉嫌損害自己雇主的利益，也會被治罪。根據李光耀的解釋，如果容忍這樣的腐敗，會增加交易成本，最終吃虧的可能是普通公眾。

在媒體從業者那里，也有不可收取采訪對象的禮金或利益的細節規定，因為報道可能偏頗，損害公信力。傳媒企業的人事部門對此有著明確的規定，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小禮品，一般回到公司后也會上交。如果有一定價值，也有的媒體嘗試讓記者花錢買下來。但無論如何，報章的管理者傳出的信號足夠明確，媒體的從業人員也明白，不可以接受任何禮金或利益。

新加坡也將其國內嚴格的反腐法律適用于在其他國家的新加坡機構和工作人員，一些機構在海外的雇員如果有行賄受賄的做法，回到新加坡也完全有可能被治罪。

新加坡并非一朝一夕就取得了今天如此程度的廉潔環境，也經過了幾十年不懈的努力。那位新加坡的朋友也說，中國要將公私利益不瓜葛的原則推展到每一個領域，也許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實現，而是需要逐漸培養公眾意識，并堅持以公私嚴格區分的原則檢視現有的規定和做法。堅持嚴格的執法傳遞正確信號，再逐漸加上嚴格的細節，長期不松懈，則大功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