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好籠子，勒緊心中“緊箍咒”

——從嚴治黨再出發之四

【如果說在革命年代，血與火的斗爭是從嚴治黨的主要動力；那么矢志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今天，制度建設則是從嚴治黨的根本載體。】

最近，聽到不少領導干部說，自己在搖號買車。細問之下，原來隨著公車改革持續發力，公車私用受到嚴格禁止，買車既是現實需求，也是價值回歸。社會風尚往往是政治生態的表情，領導干部搖號買車這一細微變化，照見的正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后，制度對干部行止的規范、思想的觸動。

制度籠子越扎越緊，又何止于公車改革這一個領域？從中央層面不斷出臺各類規章制度，到細大不捐先后制定19項禁令，可以說，反對“四風”的過程，也是構建制度體系的過程；作風好轉的過程，也是制度不斷完善的過程。隨著“后活動時期”的到來，沒有什么比制度的力量，更能維持改作風的成效，更能提振人們對改作風的信心。

曾有這樣一個故事，18世紀晚期英國政府移民澳洲，由于船上擁擠不堪、條件極差，移民死亡率居高不下。對此，英國政府改變了支付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時的人數付費，而按下船時的人數付費。制度導向的轉變，使船主自覺關心移民生存，平均死亡率直線下降。這個故事啟示我們，制度是禁止更是引導，是約束更是激勵。制度文明絕不僅僅是“禁令”的文明，而是改變行為方式、形塑社會風氣的文明，正如教育實踐活動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激發出的社會新風。

剛性的制度約束所到之處，既是對作風的激濁揚清，更是價值觀的重塑再造。公車私用被明令禁止，何嘗不是在提倡清簡的社會化出行？月餅腐敗被精準打擊，何嘗不是在回歸傳統節日本義？公款吃喝被捆住手腳，何嘗不是在塑造浪費可恥、節約光榮的價值理念？很多時候，制度的生效過程，是從禁止開始、因習慣定型，最終變成自覺選擇、價值規范。從被動遵守轉變為主動接受，從行有所止內化為心有所畏，從“不敢腐”升華為“不愿腐”，是對作風的改進、對價值的張揚、對自我的保護，更是“制度治黨”最堅固的基石。

對領導干部而言，對待制度約束不能停留于被動遵守，更應從價值上樹立制度認同。現實中，一些地方規章制度數量不可謂不多、邏輯不可謂不嚴，但卻成為不能落實的“制度裝潢”。究其原因，問題還是出在黨員干部的“心”上。或是認為制度是“管理工具”，自己可以凌駕于制度之上；或是認為制度是“紙面文章”，熱衷于鉆制度空子打擦邊球。可以說，扎好外在的籠子只是走完了第一步，關鍵還需要勒緊內心的“緊箍咒”，如果缺少價值認同，制度約束再嚴也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有人說，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改變，從根本上源于各項具體制度的改變。比如，市場經濟各項制度的確立，讓創新的熱潮涌動；政務公開種種規定的形成，讓參與的熱情高漲。從這個角度看，制度建設的過程，也是價值觀、權力觀、是非觀正本清源的過程；制度治黨的過程，也是黨員干部形成行為習慣、重塑價值觀念的過程。我們黨要獲得強大的戰斗力、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須把思想的柔性和制度的剛性結合起來，同向發力、同時發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大會上所言，“要使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

回顧90多年風云激蕩，如果說在革命年代，血與火的斗爭是從嚴治黨的主要動力；那么矢志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今天，制度建設則是從嚴治黨的根本載體。一個政黨的成熟，不僅體現在思想理論上，也體現在制度建設上。而一個現代化的執政黨，才能締造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才能打拼出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