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新出發，新在何處？

中國改革是不斷總結經驗的過程。這輪改革新出發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開放前進規律的認識和運用，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中國改革采用分階段的前進方式，是因為它在整體上是一次前無古人的探索，沒有可供查詢的手冊，沒有可為依據的先例。改革的內容很多，不可能一蹴而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成不了事，不能不分輕重緩急。對改什么，怎么改，在什么時候改才能改出好的面貌，必然要有一個積累經驗和積累共識的過程。事實上，我們從30多年來的中國改革進程中，不難發現，有的改革舉措實施后總要沉淀一段時間，才能看出它的實際效果；有的改革舉措在實施的時候是必要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效用的邊界局限就出來了，因此要完善它；有的是這個領域的事情解決了，那個領域的問題又冒出來了；有的是老問題解決了又出現新問題；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總的來說很復雜。所以中國改革有一個方法論，叫“摸著石頭過河”，什么意思呢？可以用鄧小平講的四句話來解釋：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不足的要加把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這四句話講的就是怎樣總結經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正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要求新一輪改革既要全面，又要深化，并且內容具體，針對性強，體現和落實了鄧小平這四句話的精神，表明我們黨對改革前進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舉一個例子。我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認為，只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發展，做大蛋糕，許多社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問題更加頻繁地冒了出來，諸如老百姓最關心的住房、醫療、教育、拆遷問題，還有政府審批制度的問題，基層民主選舉中出現的問題，等等。這表明我們在缺少經驗的情況下，曾經更多地關注市場經濟的優點，還不可能很清楚地體會到它的弊端。新問題新情況的出現，要求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同時，必須全面深化改革。要實現改革的總目標，零打碎敲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在頂層設計上，要有一個全面的配套的改革方案，如果只是在某一個領域、某一個方面單向突進，很難獲得良好效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輪改革新出發，不難發現它有這樣幾個鮮明特點。一是頂層設計方案全面而配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軍隊、黨的建設各個方面，共有60項改革任務，而且諸多改革措施事實上是同如何發展、如何穩定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二是推進和領導改革注重協調統籌。比如從中央到省區市，都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協調和統籌，而不是靠一個或幾個部門在那里力不從心地摸索和推動。三是在方法論上，特別強調“摸著石頭過河”主要是摸規律，并且要同頂層設計結合起來。前不久制定的2014年到2020年改革舉措的實施規劃，等于是在頂層設計方面有了可以操作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些，都表明我們黨對改革規律的認識大大深化了，推進和領導改革的自信和能力大大增強了。唯其如此，改革新出發啟動時間雖然不長，卻已經出臺了不少力度很大的舉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8個月的時間里，就召開了四次會議，先后審議或通過了文化、司法、財稅、戶籍、央企高管薪酬、考試招生、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等方面的體制和制度改革方案。在改革的重心，即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方面，國務院即已取消下放行政審批等事項632項，新設的自貿區對企業還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方式。在社會領域，戶籍制度改革開始打破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涉及到幾億人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上，實行公車改革。在黨的建設方面，加大自我凈化的力度，加大執行中央巡視制度的力度，并在黨的建設制度的改革上有了新的構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體現了這輪改革新出發既全面又深化的特點，彰顯了中國改革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力度，說明中國共產黨通過總結經驗，提高了運用改革規律來領導和推進改革實踐的能力水平。

中國改革是先易后難進行利益調整的過程。這輪改革新出發要突破的難關也是改革的重點，是協調利益分化，破除利益固化，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

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是一個先易后難，越來越明顯地成為調整社會利益格局的過程。我們把改革新出發形象比喻為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意思是這輪改革遇到的難度和復雜程度是此前沒有遇到過的。所謂“攻堅”，是從難易角度講，好改的、見效快的、利益增量式的和普遍受惠的改革，絕大多數都進行了，剩下的大多是難啃的“硬骨頭”，涉及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所謂“深水”，是從復雜性上講，需要改革的內容不少涉及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根本上涉及到對社會群體利益格局進行協調，對業已形成的利益藩籬予以破除。改革新出發，凝聚共識的難度之大，可以想見。

如果說改革初期的難度更多地集中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上，重點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縛，那么中國改革新出發的難度，則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調整上面。利益調整為什么是件難事？西方有一句格言說得好：“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而當今中國社會，事實上出現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況。所謂利益分化，是指社會群層多樣化了，每個群層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即使是同一個群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也并不完全相同。所謂利益固化，則是指一些群體獲得和維護他們的利益的方式渠道，已經形成相應機制，甚至出現利益群層相對固化的現象。改革初期那種皆大歡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了，深化改革必然觸動某些部門、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的既得利益，甚至觸動他們的靈魂。制定和實施一些改革措施，也常常面臨兩難甚至多難境地。

但是，利益調整這個關口，無論怎樣艱險也必須得過，否則，改革就會失去群眾支持，改革的意義就會打折扣，改革本身也會停滯下來。對這種情況，事實上鄧小平早在1993年就預見到了。他說，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十二億人口怎樣共同富裕，財富怎樣分配，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我們要利用各種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改革新出發，明確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就是為了解決鄧小平此前預見到的利益分配和調整這個難題。妥善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是中國改革新出發的根本目的之一。具體說來，就是要逐步解決在發展、收入分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等方面存在的權利、機會和規則不公平、不正義的問題。只有突破這道難關，才能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那時候，中國改革新出發所激蕩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就更加可觀了；人民群眾的人生出彩的機會，就更多了。中國改革新出發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同人民群眾實現中國夢的追求，更加緊密地銜接在了一起。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