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女兒案彰顯死刑復核的正義價值

唐慧女兒案終于塵埃落定，湖南高院作出重審判決，被告人周軍輝、秦星均被以強迫賣淫罪判處無期徒刑，周軍輝、秦星的刑事責任得以最終確定。案件本身雖然告一段落，但是，對周軍輝、秦星的司法審判，留給人們很多思索。

之一：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把關，是此案關鍵

筆者無意對此前喧囂紛擾的輿論亂象做點評，作為一名法律從業者，我更關注此案在法律層面的價值和意義。簡單地說，唐慧女兒案“翻烙餅”式的訴訟過程和最終結局，集中反映了我國死刑復核程序在確保公平正義方面的重要性。

此案中，被告人周軍輝、秦星曾三次被永州中院判處死刑，湖南高院二次發回重審，后維持對周軍輝的死刑判決報最高法院復核，最高法院不核準二人的死刑、發回湖南高院重新審判后，湖南高院經審理決定對二人判處無期徒刑。超越案件本身處理結果來看，對周軍輝、秦星的司法審判，凸顯了死刑復核作為“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程序機制的重要作用。為確保死刑得到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一方面在實體法中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在具體犯罪的刑罰配置中為死刑適用設置更嚴格的后果、情節規定，另一方面在程序上在二審終審外，規定死刑均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法有限而情無窮，實體法不可能對應當適用死刑的情形作出完全明確規定，死刑核準權由最高法院統一行使，有利于促進死刑適用標準的統一，確保死刑的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

在此案中，最高法院明確，強迫賣淫，只有“情節特別嚴重”的，如大規模強迫賣淫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強迫多名幼女賣淫的，多次在公共場所劫持他人拘禁后強迫賣淫的，或者強迫賣淫手段特別殘忍、造成被害人嚴重殘疾或者死亡等情形，才可考慮判處死刑，案件證據反映本案中被害人可與其他證人結伴外出、經常到附近網吧上網，未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除有一次因不服從賣淫安排，被打臉部外，未發現被害人受到二被告人的其他暴力侵害。周軍輝、秦星強迫賣淫的暴力、脅迫程度，犯罪情節的惡劣程度尚未達到情節特別嚴重的程度，故第一審判決、第二審裁定對二被告人以強迫賣淫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量刑不當。通過對被告人周軍輝、秦星的死刑復核，最高法院向地方各級法院傳遞著強迫賣淫“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準。正是通過不斷累積的具體個案，死刑復核程序明確裁判標準的功能得以具體實現。

之二：同一個案件，不同層級法院作出不同結論是正常現象

或許有人會提出，最高法院不核準死刑發回重新審判，是否可說二審法院辦了錯案呢？如若二審法院就不判死刑不是更好么？此種看法，初看有其道理，細究則明顯有失偏頗。這個案件中，最高法院的裁定確認第一審、第二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復核與二審判決的差異不在于案件的事實認定，而在于周軍輝、秦星的犯罪行為是否已達到“情節特別嚴重”的程度而應否判處死刑這一點。

是否達到了“罪行極其嚴重”的標準，在某些具體個案中必然存在判斷上的差異。刑訴法規定死刑案件要經最高法院復核，就是以此種判斷上可能存在的差異為前提。若不存在判斷上差異的可能性，二審及死刑復核程序的裁判結果肯定一致，則死刑復核程序的設置完全失去其意義而純屬多余。

日常生活中對同一行為評價不同很普遍，有時甚至截然對立，這種觀點的差異來源于各人的獨立觀察和獨立評判。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法律的明確要求，獨立行使審判權，對外是“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在司法體系內部則是各級法院依據事實和法律獨立作出裁判，在具體案件中不接受上級法院的“指令”，上級法院也不得就具體案件的裁判發“指令”。如此，裁判結果可能存在差異純屬正常。

在某種意義上，上下級法院裁判結果的差異，正是審判權獨立行使的外在表現。如果要求上下級法院裁判結論絕對一致，唯一的途徑只能是下級法院不再按法律要求“獨立行使審判權”，而是判決前盡可能獲得上級法院的裁判意見并按上級法院意見裁判，這樣一來，審級制度就完全形同虛設了。

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筆者也想借此呼吁全社會要認識到，不同層級的法院對同一案件做出不同的裁判結果是正常的。只要做出裁判的程序和過程符合法律規定，那么，都值得我們給予足夠的尊重。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社會逐漸樹立起對司法的敬仰，而若離開了對司法的敬仰，法治則根本無從談起。（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