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辯論，求真比求勝更重要

【在公共辯論中，比輸贏更重要的是，我們由此展現了什么，從中學到了什么；通過辯論，我們是否拓展了視野、開闊了思路、激發了思考。】

這幾天，因“轉基因食品該不該吃”產生罵戰，方舟子和崔永元從微博轉戰至法庭，互指對方侮辱誹謗、侵害名譽。從斗嘴到說法，這場官司不管勝負如何，都有一定的標本意義，尤其是，比起一些人的“微博約架”，應該說是一種理性的回歸。

只是，一場原本圍繞科學命題的公共辯論，最終在互斥“流氓”“騙子”的罵聲中收尾，還是令人心生感慨。當嚴肅的科學探討，變成關乎名譽尊嚴的捍衛之戰；當對轉基因的關注，成為“挺方還是挺崔”站隊表態；當攤開手掌的公共辯論，成為攥緊拳頭的相互攻擊，這種戲劇性的結局，恐怕不是各方都愿意看到的。

近些年來，公共辯論“劍走偏鋒”的現象并不鮮見：心平氣和的討論，變為唾沫橫飛的辱罵；同一話題的分歧，成了互揭隱私的競賽；網絡爭吵的激化，導致赤膊上陣的“約架”，至于動輒質疑別人為“五毛”“美分”，或者相互送上“賣國賊”“愛國賊”的帽子，也是時有耳聞。類似現象，不僅拉低了公共辯論的價值，許多時候也沖破了法律道德的底線。究其原因，往往是伸張正義的急迫、求勝心切的沖動，讓預設立場左右了事實選擇，讓站隊邏輯取代了是非判斷，讓意氣之爭消解了話題本身。

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有句名言，“對于事實問題的健全的判斷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礎。”遺憾的是，在當下的現實中，許多時候事實還沒搞清楚，就有了傾向性答案。君不見，從馬航客機失事，到蘋果手機定位，再到海南棉被捐贈，有人總是選擇性相信，然后再以觀點論證觀點。至于真相如何，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觀點的卓然不群，重要的是意見的抱團取暖，難怪有人發問：在雄辯“勝于”事實的時候，我們如何關心真相？而作家刀爾登在《中國好人》一書中，也憂心忡忡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道德下降的第一跡象，就是不關心事實，畢竟，辨別真相，是累人的事。”

或許在一些人看來，偶爾對事實的忽略“無傷大雅”，重要的是自己觀念的先進，高尚的是對正義底線的捍衛。毫無疑問，寬容是有底線的，但這個底線，只能是法律道德，而不是一己的好惡。如果一邊高呼自由，一邊卻對不同聲音沒有起碼尊重，充滿了智商和道德的優越感；如果一邊宣稱平等，一邊卻認為別人不配有發言資格，擺出一副真理在握、不容分說的姿態；如果一邊反思“文革”，一邊卻像“文革”一樣，動輒給別人扣上嚇人的大帽子，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紅即黑，這種辯論和交鋒，除了固化成見、撕裂共識，恐怕不會有別的意義，更難以收獲新的東西。

事實上，即便是錯誤的意見，其內容往往也包括著部分合理性。羅曼·羅蘭說得好，“如果你想獨占真理，真理就要嘲笑你了。”辯論的本質，不在于辯倒對方，而在于對真理的不懈探求；辯論的目的，不是讓對方啞口無言，而是為了弄明白問題。想贏怕輸是人之常情，但在公共辯論中，比輸贏更重要的是，我們由此展現了什么，從中學到了什么；通過辯論，我們是否拓展了視野、開闊了思路、激發了思考。因此，我們期待，在公共辯論中，勝利的一方能夠說，“我從對方身上學到了新的東西”；失敗的一方能夠說，“我錯了，但卻得到了真理”；圍觀的人們能夠說，“我們又向真理邁進了一步”。

有人說，21世紀世界歷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的重新崛起。從經濟強國走向文明大國，呼喚著精神的勃發，觀念的更新，理性的構筑。從社會來講，這不僅需要探求真理的勇氣，更需要探求真理的氛圍；就個人而言，這不僅需要表達觀點的技巧，更要和而不同的理念。惟其如此，我們方能搭建理性、建設性的討論平臺，提升中國社會的民主素養和公共精神，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