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請“遺忘”鄧玉嬌

轟動全國的鄧玉嬌事件過去5年了，有媒體近日回訪了她，稱她已改名嫁人。

回訪者給出的理由有些古怪，把回訪看作對5年前采訪失利的一個補償。這不免牽出長期困擾公共輿論的一個倫理問題：是媒體職業的成就感更重要，還是新聞當事人的隱私和意愿更重要。

鄧玉嬌沒有拒絕這個回訪，但也能從文內看出她的猶豫和勉強，她說“感謝那些幫助過我的人”，記者和律師就是那些人的主要類型。這樣的回訪，不能不說是對她感恩心理的利用，道德上立不立得住，應當存疑。

鄧玉嬌事件誠然是一個重大的公共事件，在我們的社會史、法律史、新聞史中，或許會被長久地提及。但鄧玉嬌這個人并不是天然的公共人物，她的公共性只存在于一定的時間范圍。當那件事風平浪靜，她就是一個普通人。鄧玉嬌這個名字，也只是那個事件的指稱符號，而不是現在具體的她。她改名字，顯然是想把這個符號意義也從生活中淡化，甚至抹去。

當年媒體對鄧玉嬌紛涌報道，她的身份是一起公共事件的當事人、受害者，媒體是在行使報道真相、監督社會的職業功能，也推動了事件的公正解決。即便如此，一些采訪手段和報道方式是否適當，仍存有爭議。如今她已經從公共事件中退出，媒體并不是去監督她這些年有沒有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而是以看似客觀的立場去分析“小鎮姑娘”這個社會生態，也難怪輿論對報道的爭議聲四起。

報道談到了一篇小說和一部電影，將其作為回訪寫作的范本。新聞寫作模式的創新，并沒什么錯，還應鼓勵和尊敬。但新聞報道和文藝作品有本質不同，文藝作品描述的生態即使是真實的，人物也是虛構的，新聞報道卻不得不以真人真事為基本要求，文藝作品講的是“對號入座”，新聞報道則是直指其人。把真實的個人鑲嵌到類文藝作品的報道中，就應當考慮到對這個人帶來的影響，尊重人物的意愿。

現代傳播和輿論，有非常強大的記憶和搜索功能，連普通人都很容易在網絡等平臺留下能被還原的痕跡，更不用說曾經的公共事件當事人、曾經有過社會污點的人，而這對他們是明顯的不公和干擾。一些國家，已經在法律和倫理層面討論“被遺忘權”。今年5月，歐盟法院作出裁決，認定用戶在互聯網上有“被遺忘權”：用戶如果認為按其名字在互聯網上搜索得出的鏈接指向他們認為無關緊要、過時或有損個人隱私的信息，則有權要求搜索引擎公司刪除這類鏈接。

對于鄧玉嬌以及同樣的人，我們或許不僅不應該時時將其拉出來展覽，還應當設法抹去留存在輿論平臺的那些過時痕跡，特別是影響他們正常生活的隱私痕跡。

“遺忘”鄧玉嬌，并不是說不可以關心她，作為曾經報道或試圖報道的人物，時常問候，看她過得好不好，有沒有困難，是一種溫暖。而揭傷疤泄隱私式的形諸白紙黑字，文章再美，也很冰冷。畢竟，損失一篇報道的痛苦，怎么也大不過她無端被曝于眾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