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打賭球是法律應有之義

日前，郭美美因涉嫌參與網絡賭球被控制。北京警方透露，世界杯開賽以來，共破獲賭球案件8起，控制違法犯罪人員47人，收繳賭資初步統計達6000萬元。

賭球和買足彩雖然在形式上有所相同，都是拿比賽結果來決定一定資金輸贏的博弈。但是在違法性上，兩者卻有本質區別。足彩首先具有公益性，相關收益將作為公益金用于國家體育事業發展和公益事業。同時，形式也比較單一，博弈性并不高，只是為了滿足球迷觀球娛樂需要，因此得到了國家的合法性認可。

而在賭球活動中，即使參與者有著不同動機，但是作為組織者的莊家自然是純粹以營利為目的，為了暴利，他們讓博弈違背了游戲的娛樂初衷，使之淪為赤裸裸的吸金工具，更有甚者根據投注情況，不惜重金收買球員和裁判操控比賽。顯然，賭球已經具備了賭博的全部特征。

在我國任何形式的賭博行為都是不合法的，賭球也是如此。事實上，我國法律對于賭博行為的違法性認定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雖不認為合法，但因危害顯著輕微，不追究法律責任。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安部關于嚴格依法辦事，執行政策，深入開展除“六害”斗爭的通知》就明確要求，“對于家庭成員、親朋之間娛樂中帶有彩頭（少量輸贏）的活動，可不以賭博追究。”《治安管理處罰法》也延續了相關法治精神，規定“違反治安管理，情節特別輕微的，減輕處罰或者不予處罰”。

第二個層次是治安處罰責任。《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提供條件的，或者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處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款。”這涉及兩類尚未構成刑罰的賭博違法行為。前者針對的是為賭博提供條件的組織者，但必須以營利為目的，才能直接構成相關處罰；后者針對的是所有參與者，也須以“賭資較大”為條件。在執法實踐中，公安機關還須從動機等多方面綜合考慮，來決定處罰輕重。

第三個層次則是刑事責任。我國刑法所規定的賭博罪涉及三種行為，一是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的行為；二是以賭博為業的行為；三是開設賭場的行為。由于單純的“聚眾賭博”行為具有臨時性、規模較小等特征，要因此構成犯罪有著一定數額要求，而開設賭場行為一般具備長期固定性，社會危害性更大，法律對此并無數額要求。

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在計算機網絡上建立賭博網站，或者為賭博網站擔任代理，接受投注的行為則視為“開設賭場”。可見，網絡賭球的組織者,即使打著所謂“彩票”的幌子，只要沒有得到國家認可，都將直接構成賭博刑事犯罪。對于參賭人員而言，如果有證據證明，其以賭博為業，則也將構成賭博罪，否則只構成治安處罰。如果郭美美只是參與者，并非組織者，那么其將接受何種處罰，則須視其是否“以賭博為業”而決定。

只有讓賭博遠離足球，才能讓足球更加純粹，讓球迷不再淪為傾家蕩產的賭徒。

林濟生（北京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