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六斤事件”中的公益倫理之問

【用戲劇化和煽情化手段“包裝”悲情故事,會透支整個社會的同情心,也讓公益事業受到傷害】

5月23日,在廣西衛視一檔公益節目中,14歲男孩楊六斤被塑造為一名堅強的“棄兒”——父早亡,母改嫁,隨后爺爺奶奶去世,從6歲到12歲獨自生活,靠吃野菜撈魚維生。節目一經播出便“悲”動中國,據媒體報道,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涌自全國的捐款已超500萬元。

不過,另一家媒體報道則讓“劇情”來了一個大反轉:楊六斤的身世確實不假,但生活上卻沒那么“慘”——他每周五天住校,周末才回堂哥家,到電視節目播出時獨居時間加起來不超過25天；他只是偶爾才吃野菜,而且那種野菜是當地居民的家常菜。

對此,廣西衛視一位負責人承認,“節目一些細節與事實不符”。但這種相對輕巧的言辭,卻抹不掉楊六斤的故事的“公益節目版”和“現實版”之間的戲劇性反差的刻意成分,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對公眾的心理沖擊和對公益的傷害。

質疑自然會首先指向始作俑者。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對受助人的悲情式夸張、包裝和消費,究竟是為了受助者,還是為了節目自己的利益?不管是楊六斤,還是熱心的捐助者,以及圍觀的公眾,是不是都成了這檔“公益節目”的玩偶?

據稱,這是一檔首創了“面對面捐款”模式的電視公益節目——“捐助款直接從愛心企業手上到達受助者手里,沒有任何中間環節,整個過程,有攝像機鏡頭的記錄,并在電視上播出,接受所有電視觀眾的監督”。要想回答以上的疑問,我們就不得不深入這檔公益節目的機制張力中去探討。

首先,公益與商業的張力。這檔節目雖然冠以公益之名,但本質上是一個商品,受助者也是商品的一部分。電視臺既要向現場觀眾和愛心企業“銷售”,又要向電視觀眾“銷售”,更要向廣告商銷售——在播出的節目視頻中,我們看到某企業品牌的冠名,也印證了這擋節目的商品屬性。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不能商業化運作公益節目,相反這樣做很正當。但我想強調的是,這個環節卻隱藏著公益節目究竟是為了受助者還是為了節目利益的張力。盡管這檔公益節目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如果處置失當,受助者與觀眾則可能被工具化,進而被利用甚至受到傷害。譬如,在楊六斤的故事的“公益節目版”中,電視臺在煽情地、過度地呈現“悲情”的同時,似乎輕忽了楊六斤的心理、尊嚴以及對他的人生命運的長期考慮。

其次,傳播性(或者說宣傳性)與真實性的張力。嚴格地說,這不是一檔新聞節目,這對節目制作人員而言可能會造成一種心理定勢——即真實性紅線沒那么不可逾越。在很多電視節目中,包裝、擺拍、戲劇化處理已是家常便飯。那么,在這種可能的心理下,如米歇爾·福柯所指出一種話語中的膨脹主義,似乎就成了必然之事:

其一,在媒體話語的表達中,經常性地做類比互換、變動詞匯,淡化或抹殺報道對象或細節自身的獨特性,例如,節目中將“吃野草”與“吃野菜”互換使用,顯然可以增強心理沖擊效果。其二,用最壞或最好情況進行普遍貶低或拔高,不顧微小差別和微妙之處,例如,把“25天”刻意混淆為“6年”的獨居生活——當然,這個差別并不細微。其三,忽略現實性,事實本身的樣子最終并不重要。我們可以從播出的這期節目中感受到,故事的傳播性要求“撲倒”了真實性——楊六斤的真實生活是什么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檔公益節目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楊六斤”。楊六斤只是一個被選中者,一個演員,一個符號,一個標簽。

再次,公益節目與公益現實的張力。我們無意把板子都打在這檔公益節目上。我們知道,中國的公益目前仍然處在悲情公益階段。在當下,要做一檔公益與商業(也就是收視率)兼顧的節目,如果不打“悲情牌”,那會死得很難看。不過,“悲情牌”打多了,整個社會則很難看,最終要由“冷漠”感嘆來買單。這在宏觀上當然是一個兩難困境,但對具體的公益節目而言卻不一定難,因為他們完全可以以私人的短期利益“撲倒”公益的長遠利益,“悲情牌”可以照打不誤,哪怕最終整個社會很可能會陷入“囚徒困境”。

最終,我們要問的是,這種以公共媒體資源杯水車薪式的“面對面捐款”去救助個體的電視節目形式,真的是必要的嗎?因為,它不僅會扭曲有限的公益資源的配置(由于信息不對稱,楊六斤一個人就得到了500多萬元的救助),而且因前述的理由不可避免的戲劇化和煽情化,必然會透支整個社會的同情心。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電視媒體不要關心公益了,而是想說,換一種方式是不是更好?譬如,把更多的報道資源用在促進中國社會組織的培育(由這些公益組織更有效率地去救助一個又一個的“楊六斤”)和社會公益的制度性建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