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當以慷 管漢屏教授

就在前不久，也在他離世數年后，武漢協和醫院為紀念管漢屏教授誕辰100周年，舉辦了一個學術研討會。管教授是我國外科學奠基人之一，也是協和醫院外科創始人。他在心胸外科領域創造了多個第一。

我之所以要寫一寫管教授，是因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與其公子管思聰同在一大型國企就職，并成為至交。常聽思聰兄說起令尊的許多奇聞軼事，也隨之成為他家的常客，并有所見證。

第一次見管教授，即覺其貌不俗。那時他大約年屆花甲，身板健碩，顱大鼻挺，目光炯炯，酷似我記憶中的畢加索。得知我是思聰兄的同事，便問了一句“做工？”我連連點頭稱是，隨后與思聰兄為老人家對“工人階級”的老派定義竊笑不已。

管老先生慈祥中帶著威嚴，那種威嚴，或是學術權威與生俱來的氣質。管漢屏先生自十多歲考入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就讀起，成績就一向優異，直到后來考取北京協和醫學院，留美獲得博士學位，又被推薦至美國特拉華州威爾明頓總醫院任住院總醫師，最后于新中國成立后放棄優厚待遇毅然回國，看似順風順水的問學行醫生涯，其實充滿了艱辛努力。在思聰兄的記憶中，自他記事以來，每日早起，父親已在讀書；每晚睡覺時，父親不是在病房或實驗室未歸也是在讀書。管教授認為，醫學不同于其他科學，有些理論基礎并非十分完善，因此大量閱讀文獻非常必要。

管教授的周末和節假日也基本為各種手術所占用。他也常被邀請去療養地度假，卻一次也未去過。業界公認，在他擔任協和醫院外科主任31年，以及上世紀80年代后期，武漢醫學院成立心血管疾病研究所，管教授首任所長期間，武漢的心血管疾病治療水準在全國名列前茅。

作為醫者，管教授常具悲憫情懷。在相同條件下，他總是盡量安排家貧者先做手術，有意為他們節省住院費用。這僅是諸多類似事情中的一例。

作為教育者，管教授對學生嚴字當頭，公正相待。一學生的論文涉及千余病例，他也與助手一例一例地逐一核查。有的學生已修成教授了，卻因外語不過關而受到他的苛責。或因如此，武漢協和出了一批國內心血管外科領域的名家。

作為醫學的圈外人，我眼中的管教授更是一個有趣之人。“文革”期間，他備受沖擊，臉上涂墨，身上掛牌，頭戴紙糊高帽開斗爭會，同時被遣去掃地，清廁所，抬木頭。這些他都泰然處之。最痛苦的是上手術臺的權利被剝奪。“文革”后期的一天，我在管家聽老先生大聲朗讀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原著，是為溫習英語，還是對文化專制的小小抗議，我說不清。老先生酷愛足球，有時一個人面對電視中的精彩球賽咿咿呀呀地大呼小叫，那情景令人忍俊不禁。管教授以前滴酒不沾，“文革”時借酒澆愁而一發不可收。他最愛的下酒物是蘭花豆。可在短缺時代弄到那勞什子卻非易事。后來思聰兄考到東北去讀書，尋覓蘭花豆的重任就交給了我。我忘不了每次給管老先生帶去蘭花豆時他的喜悅之情。

在教育和醫療都問題不窮的當下，我想到了橫跨兩界的管教授，心中平添溫潤之情。

□ 梅明蕾（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