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由裁量權戴上透明“枷鎖”

遼寧規范行政強制措施自由裁量權、新疆規范政府采購自由裁量權、山東規范質量技術監督處罰自由裁量權……近段時間，全國多地都吹起了一股清理過寬過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權之風。盡管各地對行政自由裁量權“割肉刮骨”的行為顯示了其貫徹簡政放權的決心，但我們在給自由裁量權不斷瘦身的同時，也千萬不能忘記要再給它套上一個公開透明的“枷鎖”。

毫無疑問，這些為了細化和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的“預防措施”，可以有效降低隨意執法、盲目執法的出現概率，似乎也讓各種審批長征和“撓癢癢”似的處罰不再堂而皇之地出現。但是，減少了各類原則性和模糊性的規定與細則后，執法人員就真的不再是其自身領域的“主宰者”了么？權力之手能否就此失去肆意“施展”的空間？行政自由裁量權是否就足以回歸到其設立本位？

事實上，在多地公布的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措施中，公眾依然鮮有看到明確的公開透明運行準則在其中出現。縮小了空間的行政自由裁量權依舊大量在“暗箱”與“抽屜”中運行，公眾依舊無法理解同樣是違法修建地下室，張三是“罰款”李四是“回填”；申報同一個項目工程，王五需要蓋27個章而朱七只用蓋上6個。缺乏公開，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監管始終是霧里看花；缺乏公開，質疑政府公信力的行為也將繼續存在；缺乏公開，再多防止權力濫用機制的有效性也都將值得懷疑。

公開的行政計劃、公開的政策說明、公開的事實、公開的理由、公開的先例……公開是溝通與信任的基礎，是恣意與專橫的天敵，是與權力濫用戰斗的天然盟友，公開更是改革進程中無法拒絕的程序要求。只有給瘦身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戴上公開透明的枷鎖，才能確保公眾參與監督，遏制權力失控。也只有給行政自由裁量權戴上公開透明的枷鎖，才能讓積極的改革措施獲得公眾的認同，讓制度真正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新華社記者 伍鯤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