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賄“零容忍”，制度更過硬

行賄者的好日子到頭了！這是１４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新聞發布會上釋放出的一個明確信號。當日，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徐進輝表示，反貪部門將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

腐敗案件東窗事發后，公眾的注意力往往投射在貪官身上，這難免模糊了對行賄行為的視線。其實，針對行賄犯罪，我國刑法一直持明確的打擊態度。刑法上賄賂罪至少包含了行賄與受賄兩個罪名，刑法第３８９條、第３９０條等規定對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有著明確規定。

然而長期以來，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重受賄而輕行賄”傾向。１６次向湖南郴州市原紀委書記行賄的黃生福，３次被傳喚卻３次被釋放；安徽阜陽中院腐敗窩案中發現，有些市縣的法院院長“烏紗帽”竟是靠行賄買來的；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案中，“行賄狀元”陳族遠行賄３２００萬元卻一度被取保候審未被提起公訴。

社會各界要求懲治行賄人的呼聲一直不絕于耳。近年來，最高人民檢察院也不斷發出“依法嚴厲打擊嚴重行賄犯罪”的要求。今年一季度，廣州市檢察機關共查辦行賄犯罪人員８９人，同比上升１０２．２７％，立案查辦的行賄和單位行賄犯罪案件首次超過了受賄案件總數。２０１３年檢察機關對５５１５名行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比上升１８．６％，但相比數量巨大并逐年遞增的受賄犯罪，還是不太相稱。

從因果關系看，行賄與受賄是一根藤上結出的兩個毒果，都具有很強的社會危害性。在這組對偶犯罪中，打擊重受賄而輕行賄，無異于“堵前門、開后門”，無形中助長了行賄犯罪的滋生蔓延，使反腐效果大打折扣。

是什么原因使得“受賄者落馬，行賄者逃脫”的情況一再發生呢？從道德層面講，在潛規則盛行的現實中，行賄人往往被視為“無奈的弱者”而得到同情甚至包容，有些行賄行為也確實是遭遇了明目張膽的索賄。從法律角度看，行賄與受賄之間具有高度隱秘性，司法機關為收集證據，往往會以從輕或免罪作為“交換”條件，這也導致司法機關形成“口供依賴”，使一些行賄人作為所謂“污點證人”被有意放過而非減輕處罰。

受賄落馬，行賄漏網，只會造成負向激勵，侵蝕反腐制度的肌體。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強調，“不能讓制度成為紙老虎、稻草人”。各項制度制定了，就應立說立行、嚴格執行，不能說在嘴上，掛在墻上，寫在紙上，把制度當擺設。反腐敗斗爭要不斷走向深入，需要發揮現有制度的威力。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無疑是重要一環。

制度效力的發揮，直接考驗著執行者的能力。行賄犯罪趨勢群體化、交易手段隱蔽化等，對檢察機關辦案能力是個挑戰。發出對行賄“零容忍”的明確信號后，既要依法嚴懲行賄犯罪，又要盡量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這倒逼司法機關必須及時調整辦案思路，提高辦案水平，走出“口供依賴”陷阱；同時完善證據收集手段和機制，健全污點證人相關規范，擴大行賄者檔案信息公開范圍，讓行賄者成為過街老鼠。

“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只有以這樣的堅定決心，對與腐敗相關的一切行為“零容忍”，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機制才能真正生效，讓黨風政風更加清新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