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稅收法定”應拿出時間表

?? 在財稅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將稅收法定原則逐步付諸實踐，不僅關乎于法有據的問題，更是回歸法治的必然選擇。

昨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發言人傅瑩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進入新時期，全國人大將更好地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重點加強對新稅種的立法。

回顧近幾年全國兩會的核心議題，關于稅收的討論是其中之一。說到底，稅收既與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相關，也是政府運行的經濟來源，是一個綜合了政治、經濟、民生等幾乎所有重大領域的關鍵問題。民間對此也反響熱烈，比如個稅起征點調整、房產稅、“營改增”試點等等無不引發廣泛關注。如果說這些針對個別稅種的討論可歸為細節的、技術性的討論，那么稅收法定原則則是全局性的、決定性的命題。

簡單來說，這一原則就是指征稅要通過立法機關，通過明確的法律規定來征收。而這里的“法”并非泛化的各種法律法規，而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盡管這一原則已經由《立法法》等法律條文規定，但理想要完全照進現實還有距離：目前我國18個稅種中，只有3個是全國人大立法征收的，其余15個是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通過制定稅收的暫行條例來征收的。

正如發言人傅瑩所說，授權征收曾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必須認識到，隨著我國稅收規模越來越大，公民法治精神越來越強，對于稅收這一問題從關注增收的結果導向，轉向更加強調程序合法性的過程導向。這一轉變，也是財稅體制改革的應有之義。

可喜的是，關于稅收法定原則的強調，成為近年來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的議案、提案的重點方向。例如連續幾年關注這一話題的人大代表趙冬苓今年再提議案，希望5年內稅收立法權收歸人大。在兩會這樣的場合，值得討論的就該是這樣根本性的話題，產生的推進效果也有目共睹。在民間，這一原則越來越被人熟知，在有關房產稅試點的討論中，對征稅合法性的追問體現了社會進步。而在政府層面，去年底財政部長樓繼偉明確提出，深化稅制改革要盡可能不開征新稅種。

但人大要盯緊政府的錢袋子，僅靠政府自覺是不夠的，只有改變政府既當稅收規則制定者、又當執行者同時還是受益者的局面，才可能將行政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若是脫離了立法機關的約束，稅收自由裁量權過分膨脹，過頭稅、重復征稅等情況必然難以消除。

史學家黃仁宇曾評價，歷史上中國的財稅制度一直缺乏“數目字管理”，在今天討論稅收法定原則時，這一評價仍有借鑒意義。如何將已成共識的稅收法定原則付諸實踐？第一步就應梳理現有授權征收稅收的名目和規模，加以規范、理順。條件成熟的可上升為法律，新稅種的開征則應嚴格納入立法程序。而長遠來看，稅收立法權回歸全國人大也該盡快拿出時間表和路線圖。當然，這并非完全否定稅收授權立法這一途徑，只不過這一手段應當從常態轉為例外，并實現具體而明確的“一事一議”，不能再開萬能的“空頭支票”。

傅瑩在此次新聞發布會上的表態，被解讀為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之后，全國人大首度對外公開回應有關稅收法定問題。從這一解讀不難看出各界的肯定和期待，也需要一份時間表予以積極回應。此前，習近平同志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財稅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將稅收法定原則逐步付諸實踐，不僅關乎于法有據的問題，更是回歸法治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