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政治危機的體制性根源

最近幾天，烏克蘭形勢急轉直下，被議會罷免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倉皇出走俄羅斯，親西方的臨時政府掌控大局，但長達三個月的危機和動亂似乎還沒有看到最后的曙光，東部和南部一些地區仍不穩定，新政權的合法性受到質疑。盡管此次政治風暴的起因非常復雜，有歷史遺留的地區矛盾，有黨派紛爭帶來的惡果，有國家領導層執政基礎薄弱，也不能忽視俄羅斯和西方圍繞烏克蘭外交走向展開的地緣政治博弈。究其根本，烏克蘭獨立后選擇的基本政治體制和權力運行模式，實際上已經為2004年以后的長期政治亂局埋下了伏筆。

政治轉型的“誤區”

1991年剛剛獨立的烏克蘭，同其他獨聯體國家一樣，熱切擁抱三權分立、多黨制的西方民主，開始了相對激進的政治轉型之路。當時的年輕國家希望借助于復制發達國家的現成體制，也能很快成為西方世界中富足的一員。但結局卻令多數烏克蘭民眾深感失望，經濟命脈落入靠鯨吞國有資產暴富的少數寡頭手中，選舉產生的政治領袖最關心的是小集團甚至個人的私利，而不是國家的前途命運，所以產生了內外政策的脫節，也出現了大量的腐敗問題。水土不服的最初表現是上個世紀90年代長達5年的制憲危機，政治多元化成了爭權奪利的遮羞布，多種派別不斷分化組合，正式注冊登記的政黨多達130個，想的都是要在國家的各級權力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資源和財富的分配中占一杯羹，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經濟問題都被泛政治化，甚至選擇合作伙伴也不斷被無原則的政治斗爭所綁架。

西方民主的一個重要標簽是普選制。烏克蘭按照西方大國的意圖精心設計了自己選舉總統、議會的方式，議會由一院制變成兩院制，但黨派林立和分歧嚴重導致每次選舉都危機重重，西方開出的“藥方”是用新的選舉解決舊有的矛盾，結果是一輪接一輪的選舉不僅勞民傷財，更使社會經濟發展經常陷入周期性停滯，無休止的內耗讓國家元氣大傷。

西方看烏克蘭的雙重標準

西方在烏克蘭毫不隱諱對親自己的和親俄羅斯的不同政治力量采用雙重標準。10年前“橙色革命”在烏克蘭的爆發，本來是正常的總統大選，因為出現了兩大壁壘分明陣營，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不惜直接介入，迫使已經公布的選舉結果被宣布無效，讓已經接受普京祝賀的亞努科維奇不得不參加重新舉行的第二輪總統選舉，親西方的尤先科不出意料地成功“翻盤”。五年后在大選中卷土重來的亞努科維奇本來得到了西方的認可，但在拒絕簽署與歐盟的聯系國協定以后，立即成了西方眼中的“獨裁者”。這就說明民意多寡并不是西方真正看重的標準，是否順從自己才是決定取舍的依據，如同西方給烏克蘭的財政援助都要附加所謂的“民主”條件一樣。

西方民主號稱尊重憲法制度的嚴肅性，有些獨聯體國家因為經常修改憲法受到嚴厲的批評。在西方看來，所謂的“憲政”至高無上，但在烏克蘭卻又出現了“例外”。親西方的“橙色陣營”要搞議會總統制，公開廢棄以前的憲法，西方表示歡迎。當實行了議會總統制的烏克蘭因為進入議會的黨派各不相讓，致使政府遲遲無法組成，影響國家政治經濟秩序時，亞努科維奇決定把議會總統制改回總統議會制，按程序修改了憲法，西方也不反對，但當看到曾經對西方張開雙臂的亞努科維奇又要轉向俄羅斯時，就轉而支持甚至鼓動反對派利用街頭斗爭等非常手段來恢復2004年憲法。反對派召開議會罷免總統，確定提前舉行大選，同樣缺少必要的憲法依據，西方卻立即承認，并決定提供巨額援助。

體制與危機的因果關系

烏克蘭之所以陷入體制性的漩渦當中，是因為過分迷信西方式的政體可以幫助自己實現國家的穩定和繁榮，結果卻導致合法政權失去權威，貪污腐敗任意橫行。“三權分立”的結果是肆意踐踏既定的政治游戲規則，比如烏克蘭獨立20多年竟然有近20位總理輪流當政，朝令夕改，投資環境難有好轉。當示威者走上街頭時，西方立即冠之以“民主派”、“自由派”，贊譽有加，卻對一些手執武器走上廣場與警察暴力對抗的極端分子完全無視。當反對派有所動搖時，美國的參議員就冒著嚴寒，親自到現場為示威者“撐腰打氣”。當亞努科維奇作出全面讓步，在西方代表的監督下與反對派簽署“城下之盟”時，又是非法武裝人員撕毀協議，發動攻擊“趕走”合法總統。

在一場疾風暴雨的動蕩面前，烏克蘭現有政治體制的脆弱性暴露無遺，烏克蘭國內的分裂不斷加劇、地區間、民族間的矛盾逐步升級，經濟滑坡，民生凋敝，這種貼著西方民主標簽的體制不僅沒有發揮積極作用，反而成為西方實現地緣政治目的的一種工具，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烏克蘭制造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因此，只有確立一種符合國情與民族文化傳統的政權體制，才能真正凝聚民心，促成各派和解，幫助烏克蘭盡快走出曠日持久的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