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法有據”與“摸石過河”的改革辯證法

當尊重法、敬畏法成為社會共識，改革就不能再一味以違法為“膽識”，也不能再在改革中碰到法律問題第一反應總是“繞著走”、“跳過去”。

近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

“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此言是對“重大改革”的一種強調，從更普遍意義上說，任何改革亦當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這是依法治國的本質要求。可以說，本次會議劃出了“改革不能與法律沖撞”的改革邊界，意義不言而喻。

具體而言，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其一，任何改革舉措本身不能違背現有法律法規。這體現了“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辯證統一”的思想。以房產稅為例，目前在一些地方進行試點是可以的，但若全面推開，就必須先加快房產稅立法，解決法律依據和授權問題。又如最近，河南多地建立“非正常上訪訓誡中心”，當地政府官網甚至刊文肯定其為“積極探索依法集中處置非正常上訪新路子”。但這一被輿論普遍質疑為變相勞教所的“改革創新”顯然與法律公然相悖，亦被該省相關部門連夜叫停。其二，在任何改革過程中亦需時時警惕有人打著改革旗號偷梁換柱、暗度陳倉。這種情況無需多言，如1994年開始的城鎮住房制度改革，明顯改善了群眾居住條件，但少數地區、部門也出現領導干部違反規定突擊分房、低價購房亂象。上世紀的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國資流失問題，亦屬此類。

當然有人會說，改革是要殺出一條血路、闖出一條新路，舊的法律法規束手束腳，怎么施展得開？此言確實道出了中國式改革的某種現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落后的生產關系會制約生產力的發展。同理，落后于時代、不合時宜的舊法律法規也必然在一項改革的關鍵環節形成瓶頸。如果說在改革之初，由于十年“文革”浩劫甫一結束，國家立法系統千瘡百孔、很多法律法規嚴重與時代脫節，彼時改革又時不我待，要待各種“上層建筑”萬事俱備再著手改革，顯然不現實——所以暢銷書作家吳曉波在其《激蕩三十年》中曾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違規違法開始的。

而在改革已三十多年的今天，正所謂“時勢異也”，法治中國建設已經漸上軌道。當尊重法、敬畏法成為社會共識，我們的改革就不能再一味地以違法為“膽識”，也不能再在改革中碰到法律問題第一反應總是“繞著走”、“跳過去”。改革當然要破舊立新，必然沖破既有格局，難免在很多方面與現有法律法規相沖突。如何破除這種掣肘，首先需要法治思維，守住法律紅線；其次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虛心運用法律利器助推改革。

在這一過程中，各級人大有著廣闊舞臺，更承擔了義不容辭的時代使命。對不合“時勢”的法律，應該提起修改或廢止；對具體改革事項中遇到的法律瓶頸，要及時關注和跟進，精確區分改革與法律規定各自的合理性，從而分門別類予以破解。

退幾步說，一些法律難題暫存爭議、暫難破解，也完全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進行，不一定非以違法作為代價。比如，最近上海自貿區的一些改革措施也與現行法律形成沖突，經國務院申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未來三年在自貿區內暫停實施《外資企業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又如，兩年前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暫時調整部分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同意廣東暫停實施《海關法》、《城鄉規劃法》等25部法律的部分條款。這些，都是主動讓改革“于法有據”的積極舉措。

與此同時，行政體制改革也與經濟體制改革有著高度的正相關。廣東、廣州以行政審批改革為突破口進行的政府“自我革命”，正有這種為市場改革松綁的破冰意義，有利于避免以往“一改革就違法”之困，實現了改革創新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值得期待。